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記得有一次工作坊中，參與的學員演出了流動塑像，然後主持工作坊的老師說：「那個不是流動塑像。」

是的，在流動塑像中脫離了說故事人的角色，不扮演說故事人的情緒，甚至把其他的夥伴當成對象……通通都不是流動塑像，因為形式的本身有其定義和操作的方式，流動塑像的呈現中，每一個演員都是說故事人的某個情緒面向。

然而令人好奇的地方是，為什麼會有人在流動塑像中犯這些錯誤呢？是因為初學嗎？是因為太久沒有練習而忘卻？還是其實只是他們根本就沒有學過真正的流動塑像？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發覺我所遇見的大部份初學者（在台灣），都會遇到這一類的問題。甚至有些團練了很久的團體，也會出現脫離了說故事人立場的狀況。我常常思考，這是因為老師教得不好，還是流動塑像實在很難懂，是因為學習的人不用功，或是因為受到某種更底層的文化思惟架構所影響？

在我的觀察裡，某個程度上文化本質的不同的確影響了人們做流動塑像的習慣。東方人需要從關係中找到自己，表達自己，尤其是華人，在中庸的指導原則下，情緒的表達受到了社會文化一定程度的制約。「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正由於本質上華人從關係開始思考，不同於西方人從自我或是個體開始思考，在情緒的表達上也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Bockover 借用儒家孔子對人際互動中情緒節制的觀點說明情緒的表達與判斷是透過人際互動產生的，超越主/客觀的分野。儒家如孔子的觀念是在導引人們與他人互動時採取人性的（humanely）、和諧的（harmonious）與文明的（civilized）方式。儒家主張要達成仁的要求，行為要合乎禮，同時要能同理他人尊重他人。因此行仁不是主觀內在的經驗而是經由與他人有意識的互動產生的感受經驗。個人必須依據與他人的關係，表現出合於禮的行為並自於善意。如同仁是外在取向的（outer-directed），個人感受到的情緒例如「憂」也是外在取向與人際取向的。各種不快樂與焦慮的狀態亦由與他人互動產生。儒家對行為的判準的影響也顯現在華人的情緒表達與體驗中，華人在表達情緒時，比較重視是否達到人際間和諧互動的社會規範，(Tsai & Levenson, 1997)不同於西方社會的重視個體自我評估的內省主觀經驗，或者是將情緒當作客體，測量個體的生理與心理反應狀態。

~應用心理研究, 第 39 期, 2008 秋, 215-251頁 華人對情緒智能與人情世故的認知：性別與世代的差異，王叢桂、羅國英。

華人在思考或是回答問題的機制上，有著和西方人不同的取向。以「我是誰」為例，西方思惟偏向以自己的特質或是狀態來陳述，例如我是一個工程師，我服務於非營利組織，我是一個研究生等等。華人(或是某部份東方人)則偏向以關係或是連結來陳述，例如我是新竹人，是李大伯的孩子或是曾經做過什麼事情－－這種傾向也許更常發生在彼此介紹時，用以確認一個新認識的人和其他過去所認識的人在人際關係網絡中的位置。

那麼，如果基於這個假設開始，回頭來思考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表達說故事人的情緒時，演員所出現的「狀況」，也許能提供一種思路，用以解釋我們在表達情緒時所面臨到的困難－－如果不回到某個情境中去表達，情緒對我們而言究竟代表著是什麼意義？

我很生氣、我很開心、我很悲傷、我很喜樂……這些是屬於我們自我的一部份，還是屬於情境的一部份？

嚴格來說，要分析這些事情，至少得先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也許更多）。第一，感覺或是情緒是否必然涉及於對象？第二，感覺或是情緒的表達是否需要架構在某個情境之上，而無法「單獨」存在？第三，情緒先於規範，抑或是規範先於情緒？

如果說情緒對我們而言不是單獨的存在（無論表達或是認知），那麼在呈現情緒時，必然會面臨一種表述上的困難。而這個困難也許不單單在於演員如何呈現，同時也在於當說故事人或是觀眾看到了演員的呈現時，感覺會是什麼？別忘了，在互動式劇場中，常常演員和觀眾是在同一種文化、情境和思惟模式下表達或是接受同一種「情緒」。

當演員呈現忿怒時，如果只是張口大罵去表達，說故事人會覺得這符合他自己對自己情緒的認知嗎？演員表達的究竟是忿怒、忿怒的人還是忿怒的人的行為？觀眾看到的又是什麼？許多觀眾在看到流動塑像之後，感到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時，是因為「演得不好」還是本質上這樣的呈現原本就「不知所云」？

有好多問題可以去探索，這個題目「東西方人表達及認知情緒的方法的差異對於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影響」，說不定已經值得做一篇學位論文了，而其結果說不定會改變我們做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方式，甚至是創造一種不同風格的情緒表達手段。

當然，如果真的有一種屬於華人的情緒表達方法被發展出來，那大概也不會是流動塑像。流動塑像就有流動塑像的標準和規範，不是流動塑像就不是流動塑像，這一點兒也馬虎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