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為何想起這段往事,可能又是被不知情的朋友撩撥起記憶的思緒。前一陣子一位朋友才對我說,我應該對於那一團不要這麼感到灰心,然後接著我就劈哩叭啦地吐草了一串。我一直很好奇,同時也反省著為什麼人們會對於自己不知全貌的事情就可以武斷地評論?是否我應該更清楚地表明我的想法和感受?還是說在外頭流傳著一些奇怪的故事呢?

2010年9月15日,我寫了一篇長長的email給辜姊,標題就是「請辭一人一故事劇團教練一職」。記得在這件事情之前,一位朋友也用email請辭了自己的職務,辜姊還告訴我這樣就沒有轉圜的餘地了。我想,這也是我表達我的決心的一種方式。

我離開那一團最主要的導火線,應該是在當年七月準備演出時所發生的一些事情。原本,一開始劇團就已經排定好演出的時間,後來為了要讓幾位老師可以同時出席觀看,於是相關團員就自動的改期並事後告知我他們的決定。被告知的感受其實並不很好,而且剛好那天我有重要的行程,因此我回信表達了我對演出成功的祝福。此刻,他們才發現需要詢問我的行程。我想,也許在這件事情上似乎讓人有一些錯覺,好像我對其他老師的參與有不同的意見,但是事情上純粹只是對我不被相關人等尊重感到沮喪罷了。

演出的時間因為恰好我要到鹽埔鄉做八八水災的在地培訓專案而延後。培訓課程結束當天傍晚我直接從屏東北上,在高鐵上收到了那一團的團長的電話。他告訴我:你應該知道演出時某位老師會來開場。我回答說:我不知道啊!他說:某某人有寄email給你。我回答說:我沒有收到這封信哦。然後,在電話的這一頭,我接受到一陣大呼小叫:「某某人已經告訴你了,你應該知道的!」當時我累得沒有力氣回話,考量演出前的壓力很大,我也不想多計較,但是我的確有很不被尊重的感覺。為此,不久之後我特別買進我人生的第一隻智慧型手機,為的就是不希望再度發生類似的事情--至少,我可以確認email到底有沒有寄過來。

接著,我聽到他帶著某種情緒繼續告訴我,某位老師開場完之後,就直接連接演員的開場演出,然後才換我上場。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這不是個好辦法。當我提出異議時,我又聽到很大聲的回應:就是這樣,我們已經說定了。我表達了我的不同意,得到的是大聲的質問:這之間有什麼不一樣。我試圖告訴他這之間的不同,但是似乎沒有辦法有效的溝通。第二天(也就是演出當天)上午十一點半,我才收到某某人寄來說明改動和原因的相關email。身為演出的主持人,我感到非常不被尊重和支持,或者,我只是一個棋子

我深深地反省,為了投入災區的工作,我已經累得說不出話,我還得一味地接收別人的不尊重和指責。不過我也願意體諒演出前大家的焦慮,索興就把這些吞下去。然而,這卻是一個徵兆,我和那一團之間,已經產生了信任上的裂縫。

大家的焦慮也引發了我另一個反思,為何當時初學的六天工作坊之後,大家雖然很害怕,但是依然願意挑戰演出,同時演出非常感人。反而透過了近半年各式各樣的培訓之後,大家退縮到不敢演出自由發揮?在演出之後一位觀眾當場真誠的回饋說,聽說你們要進災區服務,但是你們覺得這樣的演出足夠嗎?這句話相信對演員來說並不容易承擔。

特別從新竹趕上台北的你說我演的夥伴演出後告訴我,他們不太相信這是我帶出來的團體的樣子。而後,辜姊也和我分享了一些他的觀察,並給我一些建議。我開始懷疑我的選擇是否正確,於是和幾位朋友分享了我的想法。「這就是你的風格,你無法改變成他們要的樣子。」朋友這樣對我說,於是我開始有了比較明確的決定。

之後,我和相關的主事者開過一次會。過程中我表達了我的不舒服,主事者對於一些介入沒有事先和我討論表達了歉意,同時對我說,也許某某某是我需要學習的功課。我淡淡地回答:「那可不一定,我可以選擇放棄。」此時,放棄就成為明確的選項。

之後,我曾經做了一些嘗試和努力。在某次團練之後,我從台北坐車回家,恰好遇到林口交流道施工,接近午夜一點才進家門。我不禁反思,我這麼拚是否值得?最後,我提出了辭去教練一職的要求。

在信件上提到主要離開的原因,第一,是我已經無法好好照顧我自己和生活。第二,劇團主事者和團員對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操作和我對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信仰不同。第三,我自認沒有能力扮演好陪跑員的角色。一開始我選擇用教練這個詞而不是老師,其目的就是想當一個陪跑員,如今我已經跟不上這個團體的狀況,再留戀也只是攀緣。

我推薦了我認識的很好的老師做為那一團未來合作的對象,便離開了劇團。之後不時聽聞那一團開始有了新的想法和反省。當我知道他們再度要進行第一次的公演時,時間恰好和我的行程砥觸,因此一開始我並沒有打算出席。演出前兩天的晚上,團長打電話給我,邀請我務必要出席。我想到了團裡其他的夥伴,於是放棄原有的行程出席。

當天的演出,他們的表現讓我耳目一新,已經遠超出我當時帶給他們的。我還記得最後一次和他們的團練時,我問了他們三個問題:為什麼做一人一故事劇場?想成為什麼樣的一人一故事劇場人?為此,願意付出什麼,採取什麼行動?在觀看了他們的演出之後,我想他們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演出結束後,我儘可能地給每一位夥伴讚美,指出他們的優點。我和團長打招呼說我來了,團長對我說:「你一定得來,不然以後就不讓你來了。」我心裡默默地笑著。我猜想,既然看演出有條件,那麼未來那一團的演出我都會保持不故往觀聽的態度吧!

我因為熱愛一人一故事劇場,以及和某些人的因緣參與了這個團體的創立。感恩有這麼好的機緣能夠貢獻自我微薄的心力,同時成就自己一直以來的願望。對於過往我曾投入的一切心力,我俯仰無愧,更無額外的索求。對於某些技術層面處理上的不純熟,讓事情並無法走向更好的地方,我常常感到很慚愧。

或許正因為我期待太高,所以才會有所失望。為人師者,要有被人踩在腳下毒打的胸襟,不過衡量我一路以來所燃燒的熱情,倘若我所得到的回報只是一連串的不尊重,我會很心疼我自己。一個人的傲慢不成問題,兩個人的傲慢相撞才會造成傷害。如果平等與尊重不存在於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團體之中,我沒有任何理由繼續待下去。

這些年過去,我還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領域中學習。對於帶領劇團的心可能不如從前熱血,體力也大不如前。倘若有什麼流言蜚語,也隨得他人說。我就把我所知道,我離開那一團的故事寫在這裡。如果說有什麼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我想倘若有機會再來一次,我會當面和團員們好好的道別,並且告訴他們我的決定和決定的原因。如果大家覺得是我拋棄了他們,那也無妨。我造了惡業也好,善業也罷,都需要我自己承擔。

附帶一提,幸好當年在信中寫了許多細節,不然大多數的事情都已經忘了。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於責備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任何人,人生苦短,好不容易才挨過世界末日,應當好好的過下去。

大部分的人認為,你要了解過去方得以治癒,而你必須說完整個故事才能了解。他們把理解力(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和同理心混淆了,治癒是來自同理心。說故事是讓人理解為什麼那個人那麼做,但那不是同理心,也不會帶來任何的治癒。事實上,重複說故事卻加深了痛苦,它就像再一次承受痛苦。(《治癒痛苦並和好》,p13)
站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舞台上,我們被期待能夠提供療癒的可能性。然而,療癒其實並非來自我們,也非來自於我們的演出。套一句馬歇爾博士的話:「療癒來自於同理心。」更甚者,我覺得最大的療癒來自於當事人願意保持距離地「觀看」--因此,對自我的同理成為可能,而非只是陷於對自我的同情。
同情心和同理心,讓我們弄清楚兩者的不同。如果我內心裡有強烈的感覺,只是感受到它們就是同情心,而不是同理心。所以,如果我是那哥哥(案:在某個個案的故事中,個案和哥哥之間有需要處理的關係)並且說:「妳那樣說時,我覺得十分難過。」那是同情心,不是同理心。記得,當你身體感到疼痛時,或許是頭痛或牙痛,而你卻正迷上一本好書?這時你不會注意到疼痛,但痛還在那裡,我的意思是生理的狀況沒有改變,但你的心不在此而旁鶩在外:這就是同理心。(《治癒痛苦並和好》,p17)
無論如何,我們不可能知道別人真實的感受。但是,被自我感受所充盈的自己,是否又有能力知道自己真實的感受與處境呢?

對演員來說,站在舞台上我們努力開放自己,並讓心保持清淨,以便專注地聆聽說故事人的故事。一旦我們覺察到自己的情緒升起,我們的注意力就離開了說故事人而回到自己,聆聽就消失了。然而專注地聆聽說故事人的故事並不是最大的挑戰,演員最大的挑戰是在重演故事的過程中,如何拿捏演出的分寸和自己投入的分寸。當我們把某個人的情緒放入自我的容器之中,或許我們需要鑒借自己過往的相似經驗,此時,我們如何保持著清晰和足夠的強度來完成我們的任務?當我們成為「我們自己」時,是否會失去演員所扮演的角色?我們要依循著感覺來呈現故事,又或者是我們所理解的故事?

另一個難題是,當演員企圖透過演出來呈現更深更廣更大的議題時,一不小心演員便會以自己的意志(而非角色的意志)進入故事中說話。於是,說故事人的故事只是一個引子,一個素材,一個踏階,一個引玉的磚。演員正在重新創造一個演員所屬意的新故事,並不經意地展現出自我的優越。

為何人們需要分享自己的故事來讓我們「議論」和「創作」呢?

無疑地演員必然有其演出的意圖。我個人傾向讓故事和故事對話,而非讓故事和演出對話。每一個被分享出來的故事都是親身的經歷和感受,也因此分享成為一種見證,演出成為讓平凡甚至異類的心聲被聽見的可能。議題的探索並非演員的職責,這需要靠主持人的引導和觀眾的分享來達成,演員的職責在於同理且具有藝術性地回演說故事人所分享的故事。

很多人所謂的服務,其本質只是服務自己罷了。如果沒有弄清楚這件事情,誤以為自己是在「服務」他人,可能會造成誤解。我們只能說我們有服務他人的動機,並採取相應的行動試試看(以滿足我們的需求),至於是否真的「服務」到他人,要由被服務者說了算。

在做一人一故事劇場時,有時我會有過度小心的傾向。我明白一旦站上舞台,人是透明的,我們究竟是在演出角色還是演出自己,在台下其實很容易區別。一旦我們帶著我們的動機演出角色,我們就滲入了別人的故事,然後把別人的故事朝著我們所渴望的方向推。當觀眾覺察到某種違和感,信任的連結可能因此疏離。

觀眾不只看故事,也看演員如何對待故事、演出故事。演的好不好是一回事,如何對待觀眾的故事是另一回事。這或許也是最近我愈來愈不去看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原因吧。

很久以前,小一在劇團裡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問題:說故事人說的,是當時的心情,還是當下的心情?弄清楚這個問題,有助於演員抉擇,有時對說故事人而言也很重要。

忘了當時討論的結果為何,印象中似乎是傾向於「當下」。如今重新回答這個問題,我會更清楚地說,說故事人所訴說的,是當下對當時心情或是狀況的描述。舉個簡單的例子,我曾聽過某個說故事人分享:「當時的我很傻。」其實故事中的他並不覺得自己很傻,現在他自己想起來,才會覺得當時很傻。

開口說話的是此時此地的自己,認清楚這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說故事人陷入了記憶之流裡強烈的情緒漩渦之中,主持人適切地提醒說故事人回到當下,有助於說故事人回到現實之中。

直到我們能夠辨識出它之前,想像一直都是真實的。對過去的想像如此,對現在的想像如此,對未來的想像也如此。

當然,如果說故事人是拿著稿子唸,所分享出來的故事有可能並非當下的心情。還記得有一次我們為教會的兒童寫作會演出,好心的老師們在我們演出之前就已經帶領小小孩做好準備。不過主持人依然可以透過親切和藹的提問,來確定孩子當時的心情和感受。

整理自己的故事是一種反思的歷程,在公開場合訴說故事則是一種選擇和編輯的過程。曾經有人告訴我,一人一故事劇場太看重過去。我曾經為此細細思索,如今我不這麼認為。我覺得一人一故事劇場看重的是「真實的經驗」,任何的經歷都被視為見證。然而,一人一故事劇場發生在當下,一個過去「真實的經驗」,在當下被訴說,並在可期待的「未來」被重演。然後,說故事人有機會重新整理這個經驗:從訴說過去的「真實的經驗」,看見此一經驗被呈現的經驗,一直到賦予此一經驗新的意義的經驗,構築成一個完整的過程。

也許,說故事人會對被說出來的故事有了新的想像;也許,觀眾會對於還沒有被說出來的故事有新的想像。無論何者,這些都依靠著當下被分享的每一個「真實的經驗」。

我相信,記憶是遠方的風景,每一次眺望都會得到不同的故事。重點永遠都是當下的自己,我們怎麼說,怎麼看,怎麼接受,以及怎麼重新想像。對說故事人而言如此,對演員而言也是如此。

2012年12月12日,我到了築空間參加一場很特別的分享活動。之所以特別,是因為三位分享者都浸淫在對漢文字的愛戀之中:書法家張炳煌老師,鑄字者張介冠老師,和編輯開放康熙字典的王志攀老師。而我之所以參加這場分享活動,則是因為和志攀相識十餘年,一路以來看著他在字典上所投注的心力,最後如何在大家的支持之下,一步一步成就。

身為中華開放古籍協會的理事,和一群大德們一同參加了這場盛會,聆聽三位老師的分享,讓我深深地感動著。這不禁讓我想起一句話:所謂的名家,不在於做出轟轟烈烈的大事,而在於把一件小事做得轟轟烈烈的。而這句話的境界完全適用於這三位老師。

張介冠老師分享,當書面排版系統興起,對鑄字業造成很大的衝擊。當全台最大的鑄字行中南行吹起熄燈號時,由於他當時無法買下所有的銅膜,因此中南行的老闆決定請回收業者來處理。當回收業者來時,老闆請業者再稍等一下,他想要整理一下心情。這一等,就是八個小時。這八個小時,是記憶,是情感,是不捨,是永遠的別離。在會後的交流中,在場的文鼎老闆也站起來致意,說出他們發展的電腦字型對鑄字業的影響,同時也承諾提供相關的字膜模板檔案協助銅膜的重建。

張炳煌老師,也許大家不熟悉,但是講起當年的每日一字,可能許多人都知道。張老師就是為每日一字揮毫的藏鏡人。張老師分享了自己投入書法鍛練的歷程,只因為當年初中老師激他字寫得不好看。對張老師來說,書法會創造文字的生命力,讓藝術注入情感。如今,張老師投入發展數位平台和書法教學的連結。在UDN.TV的朋友提問時,張老師也提到目前已有新每日一字的教學。

就我所知,志攀這十幾年來的努力,遠超過他十五分鐘分享所能提及,同理可推論,其他兩位老師的經歷,也遠比他們所說來得更豐富。很開心主辦單位把正體字做為台灣文創品牌發展的一個很好的素材,我相信這也是台灣和其他地方相比很不一樣且具有競爭力之處。就像品牌台灣促進會的邱老師所說,就實用性而言,大家都要學簡體字,我們必需要找出更深的意涵。她說,並不是因為我們在台灣所以用正體字,而是因為台灣,正體字被保留了下來。

這場活動的與會嘉賓,許多都是文藝界和品牌界的先進,忽然自己覺的好像也變得比較有氣質起來。

「人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即當政府是暴政或政府過於無能令人無法忍受的時候,有權拒絕為其效忠,並抵制它的權利。」~~亨利‧大衛‧梭羅《論公民的不服從》
我承認在必要的時候,我讚同使用暴力去對抗暴力,也因此對於甘地能夠堅忍地實踐非暴力的信念,我非常景仰。

最近發生了一件事,就是清大陳同學在立法院被邀請對教育部長說話時,真誠但刺耳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原本不想參與任何討論(事實上我在臉書上藏了幾篇當時寫的心情),但是我的母校清華大學居然莫名其妙地主動道歉,讓我匪夷所思。我相信,母校必然是以高道德標準來看待自己在教育上的責任,因此才會主動道歉,但是母校卻沒有以更高的道德標準來看待清華身為高等學府的歷史、定位和立校精神,未能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讓曾經身為清華學子的我深感遺憾和悲傷。

關於陳姓同學是不是不禮貌,我覺得討論有點浪費時間。對我來說,他所用到的詞彙涉及人身攻擊,因此我覺得他的態度是不禮貌的。而他所提出關於「部長如何」的論述,許多地方並不充足。例如,當我們看到或知道有鎮暴警察在待命時,並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是「教育部長」派來對付學生的。因為對人不對事、因為禮貌或是態度的問題,於是想要表達或是爭取的重點失焦了,徒然創造了一個新的戰場讓其他人有操作的空間,我覺得非常可惜。我對於後來陳同學選擇為「此」道歉感到很欣賞,如果能夠一開始就這樣做,也許會更圓滿一些。這需要很大的勇氣,我要給陳同學許多個讚!

每一個媒體都有屬於自己的放大鏡,他們會放大自己想要放大的地方。對我來說,在這件事情上禮貌其實並沒有這麼重要。不過在我們的社會裡,從來就不是只談「事情」的社會,我們同時也很重視「人情」。如果前總統夫人吳淑珍女士出庭時昏倒某些回應的態度會讓人們覺得司法有點過份,我覺得同樣的道理也適用在這個時刻。

前幾天的課程中,我和同學們提到我們可以從這件事情上學到的事情。如果我們的態度不佳,如果我們被自己的忿怒所牽引,就算我們的論點再怎麼真確,我們也有可能無法把焦點放在我們渴望的地方,並達到我們想要的結果。我們可以找一百個理由來為自己開解,就像是別人可以找一百個理由來為我們扣上帽子。因為情緒激動所以言語粗魯,因為我是弱勢所以才要如此……,這些都是看輕自己的想法,如果我們打從心底認為我們理應是平等的(公民與政府官員),我們就不必為自己貼上弱勢的標籤。

也許這些理由都不重要,我們就是無法禮貌地指出政府的罪狀--那個在民主的信仰下,我們所選出來為我們服務的政府的虛偽和無能;但在此同時,如果我們不喜歡政客在選舉時的彼此漫罵,我們就要學習分辨義正辭嚴不等於人身攻擊。

我覺得自己並沒有這麼寬容。我可能無法像陳同學一樣熱血並勇敢道歉,也可能無法像部長一樣平靜。我認識的朋友中,不只一次地在爭取必要甚至是法律保障的權利時,對政府官員大吼大罵,我理解這麼做未必是最佳策略,但有時嚴厲有其必要。

表達的內容和表達的方法同時重要。

嚴以律己寬以待人,我覺得有時太過了一點,也許用相同的標準檢視自己和他人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試著用這個標準來看母校清華大學的公開道歉,仿效母校之道歉文,以我個人的立場為母校的公開道歉公開道歉。

「[本人]對於[學校]昨(4)日[公開道歉]的行為,深感痛心外,也對[陳姓同學]及社會大眾所造成的傷害,致上最深的歉意。[本人]嚴正聲明,針對公共議題,[本人]不贊同[學校]恣意作為,曲解公開[道歉]之行為的正當性及合理性;而對於忽視人與人之間互動應有的尊重,更不是[本人]所樂見。

「清華教育理念,注重全人教育,向來尊重師生公開言論的表述。但是,自由不是代表允許[學校]行為恣意妄為,尤其是被塑造為意見領袖者,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一方意見,足以影響社群間外顯行為及形象,是以,更應以成熟的思辨能力及待人接物的敦厚準則嚴格自律。」(本文山寨的日期是12月5日)

案:中括號內的內容為我刻意山寨所填入,其目的是用以檢視是否同一標準也適用於原表達者自身。

以下,針對我不禮貌的公開道歉再做一次山寨版的公開道歉:

「[本人]對於[本人][日前][公開道歉]的行為,深感痛心外,也對[清華大學]及社會大眾所造成的傷害,致上最深的歉意。[本人]嚴正聲明,針對公共議題,[本人]不贊同[本人]恣意作為,曲解公開[道歉]之行為的正當性及合理性;而對於忽視人與人之間互動應有的尊重,更不是[本人]所樂見。

「清華教育理念,注重全人教育,向來尊重師生公開言論的表述。但是,自由不是代表允許[本人]行為恣意妄為,尤其是被塑造為意見領袖者,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一方意見,足以影響社群間外顯行為及形象,是以,更應以成熟的思辨能力及待人接物的敦厚準則嚴格自律。」

說自己是意見領袖,似乎有點往自己的臉上貼金我真是不禮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