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去年一場分享中，曾有人問我，做社會企業之後，我最大的改變是什麼。我當時無法回答，並答應提問者我會寫一篇文章來回答她。我明確地知道這些年來我改變了很多，不過困擾我的是我並無法確認我的哪些改變是因為我從事社會企業，而哪些則是緣於生命旅程之必然，而哪些又混合了許多不同的面向。

我想把提問修改一下：在從事社會企業的過程中，豐盈了我哪些方面的成長？這樣，問題變得容易回答許多。

從事社會企業之後，我發現台灣許許多多地方都有好美的風景，關於人，關於奉獻，關於對台灣社會和土地鍥而不捨的努力。其實以前就知道一些事，但是除了自己接觸的生活範圍之外，很多是靠著媒體的眼和嘴－－而後者正是狹礙的主要來源。因為從事社會企業這一行，有許多踏入其中才會了解的事物，也得到許多人的錯愛，有機會更多的接近平常無法接近的人事物。這拓展了我的視野，也更落實了我的信念。

從事社會企業之後，我發現我們都被框在許多的框框裡。我遇見的許多人，特別是專業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內，都只是背負著許多框框的人。我們的框來自於外界的教導，來自於經驗，來自於我們想像所構築的世界。因為社會企業這個領域，我看見了框和存在於框外的世界。這很美。我不再像以前一樣這麼在意框，這麼保護我自己的框。

從事社會企業之後，知道現實和夢想之間微妙的關係，也知道原來因緣如此不可思議。有種寫作現實唸作殘酷的競爭，也有種寫作挑剔唸作善意的祝福。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自會愈來愈謙遜與自在。

我們就像一群在叢山峻嶺裡的探險家，踏著前人的恩澤，為自己與後來者留下道路和指引。興許人們會巧遇我們化為白骨的軀體，期待我們留下的姿態能帶給他們勇氣與前進的力量。

孫子兵法有云：「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把這句話運用在解決社會問題上，我個人的經驗是，首先找到最關鍵的核心議題，然後提出解決方案，而不要企圖從一開始就想給完整的解決方案(Total solution)。

經常會遇到一些充滿熱情的朋友，想要改變這個世界。他們面對的問題非常巨大，所以提出的應對方式也很複雜。有時因為複雜，所以舉步維艱。最終，隨時光荏苒，卻一事無成。

創業也是這麼一回事。不管想飛多高，找個可以腳踏實地的第一步至關重要。許多人夢想飛向遠方，卻踏空在滾滾急流之中。腳踏實地和固步自封不同，想要出發去冒險，就得踏出第一步。如果第一步就墜落高崖，卻沒有任何防護，那與自殺無異。

有時，那實地是信仰之地。因此就算西出陽關無故人，心中也是平安喜樂。平安喜樂的冒險，甚是難得。

幾年前，因為在一段時間內在不同的領域同時接觸到以「四季」做為某種發展階段的描述，因此在我的腦海中建立了一種(只是其中一種)發展的模型。自此之後，四季(或是加上仲夏)的過程，就成為我對於自然發展過程的模型。

春天是發芽與探索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發散的。夏天是提升和成長的過程，這個過程是聚焦向上的。仲夏是轉變的過程，是飽滿而含融的。秋天則是凝煉和收斂的過程，是精煉向內的。冬天則是收藏與沈澱的過程，是安靜且向下的。如果我們期待在一個生命週期之中能夠很好的循環反複，那麼每一個過程可能都要做好準備。

在中國的傳統智慧裡，在合適的季節做合適的事情，才叫做順天應人。所以死刑犯要秋決，因為順應天時。如果我們在理應發展的過程中由外力強制收攝，就會限制了發展性。未來要再長得好，得再等一輪。也許，在這一輪就會滅亡。

用同樣的道理來看待台灣社會企業的發展，我常常說，此刻正在發芽和成長的階段，我們還並不知道社會企業可以長成什麼模樣，因此任何有關收斂的作為，無助於廣闊的探索。而任何適當的滋養，可以促使準備好的種子很好的成長。當然，你也可以在成長的初期給予限制，讓每一個發芽的種子都長成你要的樣子。這關乎於我們的選擇，是更多一點有機的成長，又或是多一點人為的操控，是多一點自然的農法，或是多一點工業的製程。

最近又聽到了很多人分享，台灣的社會企業，也許此階段更適合從旁支持而非限制。這想法在六年前我就提過，這幾年也沒有改變，也許再過個幾年，時節會變得不同。很多人渴望收割卻忘了耕耘，久而久之就會耗盡發展的能量。

當然，你說光原在做有機農業，所以接受這樣的系統。我覺得就算社區或是部落發展也是如此。我們需要選擇，只是因為我們手上的資源有限，我們想灌溉我們渴望收穫的。有時我們希望我們要的東西長得好，於是噴了大量的農藥，最後留下的毒害也得後世買單。要不然，就只好種基因改造作物。果真如此，就不要抱怨過了幾年所有的作物都長得一樣，想要改變他們已經不能夠了。

通常我們在為某個顧客提供企劃時，會思考我們能為他們帶來什麼價值，解決什麼困難。但是有時我們會忘了，他們遇到的困難和需要的價值，可能就是他們無法釐清自己能帶給別人什麼價值，解決什麼困難。他們在實踐自己的理想的道路上，陷入了自己所設的框框之中而不可自拔。然而外在的市場在變化，他們無法跟上或是反應，就會被潮流所拋棄。

所以當我看到無法明確指出他人的需求和如何帶給他人助益的企畫，我都會先深呼吸，然後思考一下，我要不要繼續看下去。

在分享社會企業或是創新的過程中，我會提到三個圈圈：我需要且有能力，市場需要且有能力，服務對象需要且有能力。第一項涉及創業家或組織本身的使命和能力；第二項涉及於市場需不需要，有沒有能力購買；第三項則涉及於我們想要協助或是培力的對象的需要和能力。

如果我們只看見其中之一，事情將會很不圓滿。比方說，我只看見了我自己的需求，或是，我一味的符合市場的需求。如果我們關切了其中之二，也許我們是很好的生意人，也許我們是很好的社會服務者，也許我們是個很好的理論家或觀察者。唯有三者交會之處，我認為才是比較平衡且有效的切入點。

正因為這樣，社會企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曾經和具商業背景的人合作，在討論的過程中，漸漸地只剩下市場需要什麼，以及我們想要成為社會企業。然後我們長期陪伴的夥伴的需要和能力便被忽略了。也曾經遇到過很認真的思考自己和服務對象的需要和能力，然後做出很多賣不出去產品的單位。當然，也有單位努力為某些人連結市場，但最後超過自己的負荷，不但把本分忽略了，有時甚至還得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我想，我真的應該把這些整理整理，變成檢視工具分享給大家參考。

隨著社會企業的概念愈來愈夯，許多有志者都投身進入這個領域，每每看到年輕的朋友思考如何透過實際的行動改變這個社會，心中便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更好的支持，必然能夠為台灣的未來找到新的可能。然而在此同時，我也不禁反思，台灣真的有這麼多社會企業嗎？真的有必要有這麼多社會企業嗎？自許為社會企業的從業人員，為了組織的生存，我們會不會愈來愈遠離社會企業的初衷？當初為了熱忱而創業，會不會因為被他人貼上了社會企業的貼標，或是期待自己能夠成為社會企業，而愈來愈遠離自己的使命與夢想？


這些疑惑隨著愈來愈多質疑聲音的出現而日益變大：
剝削生產者的叫黑心企業，公平而不剝削的就叫社會企業嗎？
自費去貧困的地方服務叫志願服務，收手續費幫人自費去貧困的地方服務就叫社會企業嗎？
為某些人募集某物叫勸募，你買兩個一個自己用一個我幫你送給需要的人，就叫社會企業嗎？
賺了錢捐款是慈善或是企業社會責任，賺了錢捐30%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投資公司叫投資，投資社會企業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賣東西給一般人叫店家，賣東西給窮人或需要的人就是社會企業嗎？
劇團自己賣票叫劇團，說服別人集體來買我的票就是社會企業嗎？
想辦法透過賺錢來解決社會機構的財務問題，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做社會企業相關的培訓和出版，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幫忙賣掉生產過剩或是賣不出去的東西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幫顧客買到便宜又健康的商品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把生產過剩或是賣不出去的東西便宜賣給他人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一家企業善盡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就會社會企業了嗎？
我做點東西來賣讓我可以自己僱用自己，我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在我個人的觀點裡，最主要的核心永遠不是「商業模式」而是「社會使命」；不是做了什麼而是為什麼而做；不是因為我想解決某個社會問題所以你應該支持我的生意，而是我提供優質的商品與服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使得某個社會議題開始得到改善。

社會企業不只是企業，或是會捐錢的企業。我所採用的社會企業定義是「社會企業是一個為了社會使命的事業(A Business for social purpose)」。這句話有三個重點：「社會使命」(Social purpose)、「事業」(business)和「為了」(for)。社會企業不是藉由社會使命做生意或是把社會使命當一種生意手段(A Business by/of social purpose)，也不僅是兼具社會使命和營利能力的機構(A Business with social purpose)。如果把某個社會企業當成洋蔥來剝，我們會發現在消失之前最終留下的，必然是社會使命，換句話說，沒有社會使命就沒有社會企業。

生態綠的公平貿易真的就是一手買一手賣這麼簡單嗎？黑暗對話真的只是給個視障朋友一個工作嗎？鄉村銀行真的只是借錢並收不低的利息嗎？當我們以社會使命或社會問題的改善作為社會企業的重點時，我們怎麼告訴別人我們的努力真的有所助益？

我們會告訴別人「我們開了幾家店面或是成立了幾家社會企業」、「辦了幾場講座或工作坊」、「我們花了多少錢並促進多少人次的消費」、「我們賣了多少東西或創造了多少產值」？抑或是「我們幫助多少家庭能夠因穩定工作和收入得到尊嚴和平安」、「有多少弱勢朋友因勞動而得到自信並貢獻社會」、「有多少沒有企業和產業的鄉村建立了新的風貌和可持續的支持經濟系統」、「有多少原鄉的孩子不用流離失所徘徊在資本主義的叢林裡變成獵鷹的目標」？

如果我們比較前者，我們可能一下子就陷入落後的危機，因為有太多更容易創造數據的方式。我們的效率和利潤可能比不上企業，面對股東和生存開始有壓力，於是我們不得不取捨：取有助於符合指標的行動，捨原本的初心。

我們的格局決定我們的高度，我們的高度決定我們的擔當，我們的擔當引導我們站在我們想改變的地方。有些人所擔心的社會企業發展走向熱鬧卻失去生命力，其中一部分不正是擔心大家在冷氣房裡討論著社會企業如何賺錢，卻忽略了走進社會問題的第一線與真正需要協助的朋友站在一起？

領導者是「真正帶來改變的人」，不一定得是在上位者，或是有力量讓人們都得聽從。我們可以從關鍵績效指標的設定中看見格局與視野，如果我們忘了這些指標背後真正的價值，我們只是把自己做小了。

前年一次因緣際會，有機會訪問喜憨兒基金會執行董事蘇國禎。我想在此借用他的話語來說明格局和社會使命的意義。當他提到有調查顯示在台灣憨兒把當麵包師傅當成第一志願時，他覺得大家共同的努力已經產生了社會正面的影響力。於是我問他，這樣子不就會有很多單位也投入烘焙的事業，競爭者就會增加了嗎？他告訴我這樣很好，他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讓很多憨兒能夠快樂的工作和付出。他也將為了憨兒生老病死的全人照顧盡一切的努力。如果大家願意學習喜憨兒，他覺得很開心。然後他說，當別人跟隨上來時，基金會早已經準備好下一階段的發展。他一點也不在意喜憨兒是否需要是社會企業，但是這番話讓我看見了真正的社會使命與格局。

踏入社會企業的挑戰，不單單只是我們需要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還得時時檢視這些努力是否符合我們的社會使命與價值。有時外在的誘惑會使我們遠離初衷，甚至「社會企業」這四個字的本身就是最大的誘惑。我一直認為，無論是企業、非營利組織、政府或是社會企業，身為社會的一分子，理當為這個社會盡良善之義務與責任，並不需要每個機構都變成社會企業。也許有一天，社會企業會因為社會使命的達成而消失、或是尋找下一個目標、或是轉變成為一個普通但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然而我們所走過的足跡將引導社會走向更好的未來。

「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但是我們都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一些小事。」德雷莎修女如是說。

幾年前有一回到某大學分享社會企業的經驗，與會的同學很直率的問我，我們公司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有22K嗎？這問題讓我很尷尬。我告訴他，很慚愧，我們公司的能力還不足，原則上目前大學畢業只能從25K開始起薪。高中畢業的話也只能從22K起薪。22K好像成為一種「夠好」的底限，或是「有良心」的底限。

薪水應該怎麼被定義(或定價)，涉及很多很多的層面。然而22K卻是一個很具有爭議的數字。如果想了解22K的由來，可以參考維基百科對「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的說明。22K原本是政府補助大學畢業生到企業「實習」的一個特別方案，而補助的費用不只22K，包括勞健保費用在內，其實每個月超過26K。這是方案可以想像成全民納稅補助企業僱用「實習生」，用以抵抗金融海嘯之後的失業課題，但在此同時，22K卻漸漸變成了大學畢業生的行情價。我相信這不是政策制訂的初衷。但是這個政策的確產生了某種不預期的負面影響。一旦所有的人都認為22K已經夠好了，那麼也就夠了。甚至有些單位開玩笑說：那麼我們就出23K來搶人才吧！

也許，這並不是最糟的狀況。當我們運用政策的資源補助非營利組織僱用工作人員時，我們同樣會擔心組織規劃申請的工作，取代了原有人力的需求，甚至是把原本志願服務工作取代掉。換句話說，一件組織原本要做的事情，透過政府的輔助，要嘛把原來要付的薪水轉價給政府支付(而且是以最低薪資)，要嘛把原本不用付費的工作轉成付費工作(但卻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得到)。也因此我們常常不厭其煩的要求單位，要釐清補助人力不能取代組織應備人力需求，同時請組織說明如何設計志工與補助人力的分工職掌。我們不希望因為補助而摧毀了一個組織的永續發展能力，包括職工與志工的支持。

生活需要費用，因此如果想要投入一個事業或志業，常常得要先顧飽肚子。因為這樣的限制，確實讓一些想要投身社會服務或是社會變革的年輕人，無法全力以赴或是放手一搏。對一個社會企業的工作者而言，我理解並認同從事這些工作，一定需要得到足夠的支持。但在此同時，我也必需指出如果我們以有償當成促發志願服務的動機，我們可能正在摧毀某種美好。

從無價到有償，其實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舉例而言，原本某個單位有一些活動，是依靠志工發想和參與，後來因為能配合的志工減少(要工作)，因此活動面臨斷炊。但是單位「想要」持續這樣的活動，因此認為如果能夠提供費用，也許就能夠吸引有意願的人來執行。就我個人的猜想，也許這麼做會有幾點影響：首先，某些志工會把這個機會讓給有需要費用的其他人，反而降低了參與。第二，當某些活動沒有費用，某些活動有費用時，一旦產生比較，有時就很難平衡或是鼓勵大家參與付出。第三，費用可能有限，完全不符合市場機制，但是卻可能成為一種標準，而且是過低的標準。最重要的事情是，一旦成為一種有給的工作，那麼志工就不再是志工，各種要求的標準也會改變，不只是單位得要求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也同樣會要求單位，例如準時發薪水。

我個人並不贊成原本理當由單位僱用的人力，因為沒有錢全部凹志工付出；同樣地我也不贊成用「付費」來激勵「志工」參與。如果志工都不想做，我們可以先想想為什麼會如此？是不是我們做的事情只是滿足了我們自己的需要，卻不符合志工的需求。如果這件事很重要，應該要持續做，找不到人，也可以付錢請人處理，不過這就不再屬於志工的範疇了。

這當然是我的一己之見。志願服務是件非常珍貴的事情。透過志願服務，我們創造的不只是一件「事」，而是真正的奉獻。有人說，這就叫累積天上的財富。我很好奇，有些人連人間的財富都不在乎，更何況美好天堂中的財寶呢？對他們來說，苦難世間一個溫暖的微笑，可能比天上閃亮亮卻冷冰冰的黃金更閃耀，更輝煌。我認為從無價到有償，我們理當仔細思考合理的範疇為何，應當如何區分以提出相應的服務方案，以避免「付費」摧毀了某些美好。

http://zh.wikipedia.org/…/%E5%A4%A7%E5%B0%88%E7%95%A2%E6%A5…

人們了解自己的需求並非易事，這是一種非常罕見難得的心理成就。~~亞拉伯罕．馬斯洛(Abraham Maslow)

昨天，一位同學問我，怎麼知道我們做的是原住民朋友要的。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我知道，找出自己要做的事，和找出現階段能做的事，本質上是不同的課題。而且，每個人也有屬於自己的工作方式。也許，這個答案也很容易回答，因為我們確實曾在若水的要求下，為原住民朋友做過一場世界咖啡館，為這個問題找答案：什麼才是原住民朋友願意在部落裡做的工作。結論是：有機農業排第一，生態旅遊排第二。

通常，在決定要做什麼之前，我會畫一個三個圈(部分重疊)的卞氏圖。其一：我想做的；其二：我能做的；其三：市場需要的。此三者的交集，被視為是符合個人職涯發展的好方向。

據我所知，找到以農業為基礎的工作模式，就花了團隊很長的時間。這需要和原住民朋友不斷地一起工作和嘗試，同時也得評估彼此的意願、能力和需要。但是如果真的去解構，所謂的需要，可能並不是一種工作的型態，而是一種安全感(如穩定的收入)、認同感(對自我與對他人)和愛的需求。這種核心的需求一直存在，只是在選擇方案上常常受到所知、能力和資源的限制，因此過去才選擇了過去的工作方法，而現在有了新的可能。

我和同學們分享了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傾向採取對話的策略來尋找方向。有時我們認為能夠幫助他人，其實是出於自己的傲慢，誤認為自己知道些什麼，並足以幫助他人。了解到這件事情是困難的，不過一旦了解之後，就比較容易打開自己，傾聽別人。促進改變可以透過領導，教育或是對話等等不同的途徑，不同的環境適合不同的策略。

其次，我願意服務想要改變的人。以被壓迫者劇場的概念來說，被壓迫者和受害者的區別，在於前者想要改變。在概念上我傾向幫助「想要改變的人」，而非受害者。每個人的生命和資源都有限，選擇更有效益的協助，也是對自己與他人的一種負責。

第三，保持每個人選擇的自由。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對他人如此，對自己也是如此。許多選擇都有相應的時空環境因緣，當自己或是外在環境改變時，理當有新的更好的選擇。若非如此，改變就會變得非常困難。

其實回答這些問題是很簡單的，讓原住民朋友親自說自己的想法即可。但事實上我明白，這真的不是一件那麼容易的事情。

我們真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嗎？

而我們又如何可以知道，我們的知道就是真正的知道呢？

什麼是社會企業，我不知道有沒有一種標準答案。我認為社會企業還在發展，其模樣理當由第一線的實踐來創造，現在我能做的，只是把是非題變成選擇題，再把選擇題變成簡答題。

每個符合我對社會企業基本想像的努力，無論是個人或是團體或是策略聯盟，我都會認為他們是在某一個山頭為後人劈出一條嶄新的道路，但有時真相可能只是為了讓自己活下去的奮鬥罷了。這也是為什麼我對於社會企業的法令，期待先有產業促進的鼓勵措施，而非先制訂一堆管理的辦法。一個在水中掙扎的人，要的是能夠幫助自己浮起來的浮木，而不是讓自己看起來美美的馬甲。

另一方面，在多元方案的系統中，我會建議評選發展社會企業的潛力單位，而非評選社會企業案例，有一些屬於自己的理由。首先，如果社會企業本身的範疇都還不能定義，判定是不是社會企業(是非題)其實有所困難；再則，機構要不要發展成社會企業是一回事，有沒有發展的潛力是另一回事，我尊重並接受機構為了成就使命而做的選擇(選擇題)；第三，我希望專注在創新的可能性上，而非未能做到的事情上，所以我在意的是什麼地方對發展社會企業有助益或是值得他人學習(簡答題)；最後，當我有機會和單位連結時，我渴望能彼此透過經驗的交流與機會的探詢，打開一個更廣闊的空間。

我對身為諮詢輔導委員的自我要求是：了解自己所知有限，把目標專注地放在機構的目標上，貢獻自己的經驗。

最後，對於我來說，會暫時把社會企業分成以下幾個階段：
1)社會企業：為了社會目的所做的事業；
2)能夠存活的社會企業：已達成財務自主能夠朝永續發展的社會企業；
3)成功的社會企業：具有影響力並朝使命持續精進並能夠存活的社會企業。

虧錢的企業是企業嗎？是的，他們是企業。你有聽過人民支持度很低的政府嗎？有，甚至現在不少人氣到自己想出來選總統。那麼，為什麼社會企業一定要達到損益平衡才能算是社會企業？社會目標不是才是重點嗎？要不然直接去做企業就好了，別讓自己背著這麼重的發光器材。

前一陣子因著一些不同的因緣，和幾所學校的同學們分享了在參與社會企業工作的過程中的一些學習。在回應同學們的提問時，忽然發現不同學校、不同課程的同學，提出的問題清單有著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就如我們從學校課程中學習得來的架構一般。然而，在我開始回答同學的疑惑之後，話題就漸漸遠離提問清單原本的設計，而進入到我們所面對的真實問題上。

也許，某個程度上這個現象源於我們很少在外披露相關的訊息，但是也可能是因為我們採取的方式和思維邏輯與教課書上統整的管理理論有些不同。從一開始我們就是站問題之中，不斷地思索解決之道，一切的組織、策略或是決策都本於我們在境遇中的選擇，而非依循著某種理論性的框架。

我反思如果有機會和同學分享參與社會改變的工作時，除了那些已經被整理出來非常好的理論框架外，還能提供什麼有益的建議呢？於是，我簡單整理促進改變的三個階段，也許能夠做為期待參與相關工作的一種參考。

回顧二○一二，有一些學習。

這幾年莫名地闖進社會企業創業的世界裡。吸引我的不是社會企業這幾個字或是這個概念，而是這是一件有趣、有意義而且富有挑戰性的事。一路以來，要找到擁有共同理念、想法和行動的夥伴，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學會接納多樣性並從中學習是重要的課題。就算找到了同質性很高的夥伴，也要小心陷入團隊迷思的陷阱之中。

常常參加一些研討會或是活動，然後發現自己很不習慣那種社交場合。許多場合中都觀察得到階級和影響力的群聚，某個人身旁會繞著一些人，台上台下分享的內容都會有某種特定觀點下的連結。不用花力氣去探究別人的動機，這就是社會戲劇中真實的現象。大多數的人都很渴望能夠改變這個世界，讓我們生活的社會能夠變得更好，我們生存的環境能夠更友善。我們都在尋找改變人心的方法，但是，實踐上遭遇挑戰，讓我們不得不聚在一起，一起尋找更有效的方法。最大的阻礙之一，恐怕正是人心的難以改變。

學會尋找「成就的因緣」

同一件事看在不同人的眼裡，會得到不同的結論。有人嫌我們的咖啡貴，某個程度上顯示出我們並沒有剝削生產者(因為成本墊高)，另一方面也許在我們的銷售過程中，還可以更有效。有人覺得我們的農民已經是大農而非小農了，某個程度上顯示出當小農團結起來便能產生一定的綜效，但另一方面對還沒有辦法結合起來的小農朋友們，也需要更多的支援。當有人只會評價而不願意投入，某個程度上顯示出做這件事情需要冒的險超過他們的承擔，或是有更吸引他們的事情，如果我們能夠創造更成功的案例和更好的環境，也許會有更多人願意投入。

每一個回應，每一個現象，每一句批評的背後，都藏著一些能讓我們更好的因緣。是否能看見這個因緣，決定因素在於我們用什麼樣的眼睛看著這些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的高度，廣度和深度，以及阻擋我們眼光的障礙和我們所聚焦的方向。

有時阻礙我們的是自以為已經圓滿的態度。佛陀曾有一次幫助阿那律尊者穿針，佛陀告訴尊者：「世間求福之人無復過我，如來於六法無有厭足。」佛在成佛之後，對於六法從來沒有厭煩過。什麼是六法呢？「一者施，二者教誡，三者忍，四者法說、義說，五者將護眾生，六者求無上正真之道。」這是解脫者對於求福的態度。

沒有人因為「社會企業」而變得偉大，這是我的觀點。讓人偉大的是愛、信念、決心和不懈地努力，從來不是某種標籤。尤努斯不是因為社會企業而得到諾類爾和平獎，而是「為表彰他們從社會底層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努力」而得獎。現在我們看到檯面上成功且令人敬佩的社會企業創業者，身上都具備了為理想而奮戰的特質，而這些理想從來不是圖利於自己，而是為了協助更多的人能夠向上提升。

成為他人「成就的因緣」

世界上每一分成就，都不只靠著某種力量。我們能夠走到今天，受到了很多人的協助。也因此，每當遇到渴望我們能夠給予支援的人，我都會盡可能地提供我能夠提供的協助。然而，也常常我並不能真正給出什麼幫助。這是助人者需要理解的事，謙卑是我們一生的功課。

施助者可能會意識到無法提供真正的協助，但卻無法抗拒操控利益之引誘。就心理學上而言，人很難拒絕巨大權力的誘惑，謙卑也說：「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幫你。」或「我真的幫不了你。」對人們來說，有機會能助人，是很大的誘惑，特別是在當有人請我幫忙解決電腦問題時，即使我並不比那人了解得更多，我仍會想要插手，但有時卻弄得更糟。~~《助人的藝術－－施助與受助的心理歷程》，P38

常聽到一句話，「社會企業就是企業」。誰會這樣說呢？我聽過一些企業家、社會企業創投者和企管學者說過，也聽過來自內地的非政府組織領導這麼說過。

那麼，這句話是真的嗎？如果拿這句話來問我們光原的創業夥伴，你會得到不同的答案。也許你會聽到有人會認為社會企業不只是企業，也許你會聽到有人會認為社會企業根本不是企業。如果你問我，我認為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不過，光原社會企業「是」一家公司。

回想那些曾經出現這句話的情境，我發現之所以會聽到這句話，絕大多數的狀況是我們正在討論關於「經營模式」的課題。一旦有人的思考脫離了市場與市場競爭，只看到了想要創造的社會價值或是服務的弱勢族群，就會有人再三地提醒我們：「社會企業就是企業。」

但是有趣的是，企業不是萬能的。如果企業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也許就不會出現非營利組織(一說是因政府失能和市場失調而出現的服務)，更不用提社會企業了。換句話說，社會企業顯然有與企業不同之處，不然根本不需要社會企業，只需要企業就可以搞定了－－在這種狀況下，充其量社會企業也只是企業的一種包裝、一種行銷策略，更甚者只是打著公義旗幟、消費愛心以求謀取名利的假面。

愛因斯坦曾說：「我們不能用製造問題時同樣水平的思維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重大問題。(The significant problems we face cannot be solved at the same level of thinking we were at when we created them.)」用企業來表述社會企業是不夠的，那只是在創造問題的思維邏輯裡想要解決問題。同理，用非營利組織的觀點來表述社會企業也是如此。如果我們不能在這兩者之間尋找彼此互補甚至創新的模式，我們依然只是換付眼鏡走原來的老路，只是看到的景色和被看到的樣子有一些顏色和形像上的差別罷了。

正如同我們會思考「社會企業就是企業」一樣，光原的執行長陳雅楨女士也常常會提醒我們自己，光原不能只想到賺錢，如果是這樣，和其他企業又有什麼不同？而光原現任的董事長王鵬超先生則一直認為，非營利組織加上一個註冊為企業的社會企業，才是目前在台灣的環境中，面對真實的社會困境比較能夠可長可久的模式。

對我來說，想要去定義組織的樣態只是人為方便的一種割裂。不過這種運用已知的概念去描述未知的概念並沒有什麼不妥，只要不陷入自己預設的框框就好。在我的思考裡，「社會企業」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個企業，也不只是非營利組織加上企業而已，而是另外一種可能。簡單地以下圖來說明：

昨天，到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參加了「當行動服務遇上社會企業」活動。把活動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有點特別。原先還沒有決定是否參加，後來Patrick說光原有收到邀請，不過他當天要出國，無法參加，問我要不要去。於是，我就答應「奉派」代表光原社會企業參加了這一場論壇(笑)。

就一個社會企業參與者的立場，我很開心職訓局具有如此的格局和遠見，能夠主辦這個論壇。同時，意外地台上的分享者也都是我的朋友。商姊，我們認識大約十年，還記得光原成立時商姊特別來為我們加油打氣呢。沒想到今年商姊擔任了台灣數位文化協會的理事長(大笑)，目前我們也在中華開放古籍協會一起擔任理事。社會經濟專案辦公室的施淑惠副主任、交通大學的林崇偉教授、台灣農夫的王順瑜總經理和社企流的Sunny總編輯和是今年因為社會企業而相識的朋友。每個人都有獨特的投入、專業與熱情。

這場論壇先由每一位與談人分享了自己或組織在相關領域的服務和經驗，然後再彼此交換想法，以激盪出不同的觀點。因為自己長期接觸數位工作，因此也一直對相關的議題保持關注。我個人覺得這次的論壇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未來若有機會邀請真正投入行動服務社會企業的朋友，或是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來分享，相信對於運用行動科技在社會服務上，能夠帶來更進一步的衝擊和想像。

就我個人的想法，我並不覺得社會企業或是非營利組織一定得要去發展自己的APPs。如果行動服務有助於我們達成社會使命或是解決社會問題，我們可以思考如何運用現有的行動服務來增加我們的力量。如果我們發現行動服務能夠帶來新的可能，也可以透過和他人合作共同來發展APPs。最少，我們可以設定一個行動版的網頁，以利行動用戶方便和我們產生連結。

然而在投入之前，也適合先考量相關投資的效益。如果我們無法發揮行動通訊的特有價值，那麼那些在網路上都能夠操作的事情，不過只是移動到另一個平台，在這麼多行動服務的競爭者間，是否能夠帶來足夠的效益，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把行動服務當成一個新興市場，並沒有任何的理由阻止我們透過這個新興的市場去達成社會企業想達成的使命。

最終，我覺得行動服務還是需要靠年輕人來參與，再加上業界先進的扶持。如果我們渴望的是出現領先甚至超越時代的創業家，我們需要的是跳出框架思考甚至預見未來的能力，那麼，我們理當先放下自己，去真誠地接受屬於新世代的樣貌，才能夠探索出新的方向與可能。

(案：原文〈需不需要轉型成社會企業〉因受邀刊登於社企流，因此修改過，重新上傳。原文隱藏。)

去年受邀參與一些計劃的輔導和評估，因此有機會和業內的朋友進行交流，並且討論到庇護工場(以及相關的多元就業方案)是否要轉型成社會企業的問題。就我個人的觀點，我並不覺得「所有」的庇護工場(以及相關的多元就業方案)都必需轉型成為以企業立案的社會企業。

無論是庇護工場或是社會企業，其實都是組織的一種型態，而組織存在的目的(或是使命)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或是創造社會價值。因此在評估組織應該採用何種型態提供服務時，我們需要先釐清我們所面對的課題以及現實的情境，下一步才能思考如何選擇適當的組織型態來踐履我們的使命。

有時我們會覺得一個經營得很不錯的庇護工場似乎適合轉型成社會企業，然而庇護工場和社會企業的成功指標卻不盡相同，轉型未必能夠繼續穩定的發展。有時我們會覺得現在不易經營的機構可以依靠成立或轉型成社會企業來尋找新的市場，促使組織永續，甚至因此能夠獲得更多的經濟自主和資源，然而一個經營狀況不佳的機構，一旦進入市場競爭，卻無法保證能夠存活。

社會企業是一種新的可能，卻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萬靈丹」。無論選擇何種組織形態，我們都需要理解此一組織形態對於達成我們的使命有何功效與助益，而非一股腦地隨波逐流。至於如何評估是否要轉型成為社會企業，可以借用佛法中四正勤的架構來分析：

五月二十一日參加了社會企業經營者大會，遇到了許多老朋友，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很開心在這個領域裡，有許多新血的加入，更開心在這個領域裡，有許多老朋友依然充滿熱情地實踐著自己的理想。很感謝台灣社會企業創新創業學會與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研究中心主辦了這樣的活動，讓我有機會能夠認識更多同行。還遇到了一位來自於清大科技管理研究所的朋友，很開心我的母校也開始投入相關的領域。

這一場社會企業經營者大會，主要的目的是促進大家交流。不過整個活動設計和學校舉辦研討會的感覺差不多，社會企業研究中心的老師們在前面排排坐，邀請大家輪流說話。我個人覺得真正產生較大效益的並不是公開發言，反倒是私底下和不同的朋友交流時得到許多不同的可能。這或許也是我一直希望有機會做區域或是議題型的社會企業對話活動的原因－－每一個人都可以自在的參與，而不必分賓主，或是讓一個人說太多話給所有其他的人聽。

不過我也不是那種有機會說話卻會沈默的人，尤其是對自己有熱情的主題。當交大的林教授問起不知為什麼有的公司名稱要直接加上社會企業時，在聽完愛樂活佑輔、生態綠文彥、DiD鄭董事長的分享之後，我也做了小小的回應。光原社會企業當時要註冊成立時，特別查過了相關的登記，當時並沒有查到公司登記名為社會企業，這也讓我們自己斟酌了一下，是否要當「第一人」。最後，我們覺得在公司的名稱中放入社會企業，尤其是在沒有社會企業法規的狀況下，是一種自我定位和宣誓。我們這樣定位自己，也希望大眾這樣子定位我們，尤其是未來增資時，新的股東會明白這家企業並不是以利潤為導向的公司，而是一家社會企業。

後來，輔大吳宗昇老師提醒，在他去年做的統計中，台灣有十六家公司名稱中有社會企業，第一家是一家資訊公司。因此今天我很好奇地查了一下，果然在光原之前（指核淮設立日期）有三家「社會企業」。不過我卻笑了，因為光原現在是其中一家公司（原動力社會企業有限公司）的最大股東，而原動力之前並沒有掛上「社會企業」的字樣，而是之後變更名字。另外一個發現則是光原登記的日期，居然是我的生日（我一直以為光原要晚一個星期才過生日）。以後我過生日時，就可以和光原一起過了！超開心！

當然，光原是不是台灣第一家稱之為社會企業的公司一點兒也不重要，因為社會企業對我來說是一種態度，而且是早在許久之前就已經存在的組織形態。諸如南京勤善堂（http://www.qinshantang.com/）的前身，是宋美齡、宋慶齡女士在衛崗創辦的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實驗牧場。這種符合社會企業精神的機構，一直以來都是支持社會穩定前進的力量！

此次的經營者大會中，遇到了許多多元就業開發方案的朋友。有些曾經見過面的朋友，像是北基宜花就服中心的丁昌文經理，中彰投中心的朋友等等，有些則是第一次認識。我相信他們很希望能夠在社會企業這個領域中為許多多元就業方案找到可行的出口，這也是去年開始鄭勝分老師邀請我加入他的團隊一起希望推動的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一些好的方法來協助這個社會，而不單只是找個解決方案來回應眼前的問題。

在經營者大會後，我回到辦公室和同仁開會。小派看了我新換來的名片之後，建議我以後在名片上要印光原社會企業共同創辦人的字樣。和許多人相比，我應該不算是那種高調的人。在當光原的董事長時，我要求名片上不印頭銜，並且請同仁叫我李老師而非董事長。因為低調，有時會被冷落，再加上我的外表有點年輕，常常會被誤認為是小弟，這也讓我能夠看到平常在禮尚往來之中不容易見到的人性。我還是喜歡有時在道場上遇到一位謙卑的司機師兄，仔細問後才知道原來是大公司的老闆的那種感覺。在謙卑的人身上，我看見了生命真正的高度，而無需猛往自己身上貼金。

參加經營者大會是個有趣的經驗，未來希望能有機會和更多關心社會企業領域的朋友一起激盪。

今年因為接了介惠基金會的顧問(無給職)，於是趁著到玉里進行品格教育課程之後要南下到台東的機會，到大武和在地的朋友們進行了短暫的交流。

說實話，一開始原本只是想要和介惠的朋友一起討論，沒想到後來變成議員、縣府秘書、村長和理事長們，還有農業課的課長以及社造員出席的一場座談會。大家都很想發展產業，但是似乎存在著很多困難。最後得到比較正向的建議是，大家有興趣也許可以組一個參訪團，上阿里山看看我們的做法，至於其他的故事，就等「人」對了再說。

人們常常期待你給一個答案，然後讓他們過好日子。很可惜，這樣的作法完全違背了我個人的信念。每個人對自己的故事負責，對自己的生活負責。雖然光原有思考在台東複製相關經驗的可行性，也有機會能夠提供和市場銜接的連結，不過如果人不是對的，我們不會冒然前進。

我聽到了幾位分享了自己的努力，非常感動。一位前輩所經歷的困境，正如同我過去和現在面臨的狀況一樣。我很開心看到他依然有著熱情，不過也心疼他所遭遇的處境。

在前進的路上，能夠進三步退一步，就算很美好的故事了。也唯有進了三步之後退一步，才能明白原來那是一次的高峰經驗。允許自己停下來看一看，思考下一步如何再突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們常常在諸事順利的時候忘了停下來，直到一切翻轉時，已經沒有機會伸手抓住任何再往上跳的機會。

我為他拿出了playback卡，排出了一個簡單的牌陣。牌所訴說的故事，正是他這陣子所經歷的故事。我想，在彼此分享之後，也許能為他帶來一點支持的力量。生命中很多美好是因為碰到相同際遇的人，並且能夠彼此鼓舞。

為什麼一個關於產業的座談會後，會接著類似個能量和療癒的占卜呢？天知道。或許這就是我的方式吧。

昨天參加了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計劃所舉辦的「NPO培力暨交流體驗座談會」。參加這場會議的原因，是因為今年九月十月間，鄭勝分老師邀請我加入一個多元就業方案發展社會企業的評估小組(另一位小組成員是方珍鈴老師)，而這場活動其實是延續此次評估計劃的成果分享。與會的成員有來自北基宜花金馬區的多元就業方案經理人和組織負責人。

會議一開始，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的王雪娥課長代表主任向大家致意，之後，就由勝分老師向大家報告相關的評估結果。由於近年來勝分老師經常參與相關的評估和輔導計劃，因此他特別語重心長地提醒大家，如果想要轉型成為社會企業，需要跳出原有的思維框架，不然可能會造成自己和所服務對象的挫折。

在勝分老師報告之後，與會成員分成三組進行分組座談。我負責帶領其中一組。思考到時間有限，而且我相信有很多人不習慣主動提問，尤其是在座有單位的主管時，更是如此，所以我在小組討論的一開始，帶了一個交換新台幣的活動，並請大家提出一個在此時此刻自己覺得很重要的問題。

在活動中，我收集到了一些很基礎的問題，隨後我便分享了我的經驗，同時邀請大家提問和彼此分享。這樣做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那就是當小組裡有某些夥伴急切地想要探究如何解決自己困境的答案而不斷地表態或是追問時，我還有機會先請他等等，然後回到手上的問題，以便儘可能讓每一個人的提問都受到足夠的重視。

下午的時段中，有三個得到金旭獎肯定的多元就業方案代表進行簡報，同時有大家交流的時間。由於時間很緊湊，所以勝分老師希望我們三位老師至少各自回應一個計劃。這三個計劃都非常精彩，各有各自獨特的特色和發展潛力。我負責回應的是水源地文教基金會的報告，我非常的欣賞他們的努力，並且在聆聽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浮現我的腦海：多元就業方案是為了拯救現在，抑或是成就未來？當我把問題拋給與會的朋友時，有些人回答我：「都是。」我把回答的權利留給大家，只提醒大家，如果兩者都是，我們需要思考怎麼架構一個階梯，從拯救現在一步一步邁向成就未來。

從事多元就業方案計劃時，其實常常會遇到沮喪。我覺得事情沒有所謂的應該或者是不應該。如果說解決問題對我們而言是重要的，那麼比較適宜的方式就是把心力放在解決問題上。有時候提出問題或是見解並不一定能夠幫助當事人看到希望。如果大家的工作中藏著許許多多的沮喪，那麼為何我們還要增加大家的沮喪呢？

我經常覺得自己在參與這類活動時，和部份老師有一些切入點的不同，那就是我會先鼓勵，然後才分享我的經驗。對我來說，因為有希望，因為有熱忱，我們才會在這條路上一直努力著，也正因為如此，我們需要不斷地提醒自己走在這條路上的理由，並激勵自己，為使命繼續奮鬥下去。

拯救現在很重要，但不要忘了我們也正在成就未來。就像陪孩子學習走路一樣，有朝一日我們要學會放手。

二○一一年八月，隨著中華組織發展協會一行十人，在理事長的帶領下，到大陸進行兩岸NGO的參訪活動。在這次的參訪行程中，我們走訪了南京、無錫和西安，並和當地的NGO以及相關企業進行交流。

因為過去有一些參與社會企業發展的經驗，因此在南京向企業及在地公益組織分享了公益組織與企業合作這個主題，而在西安則分享了公益組織與社會企業的相關經驗。

以下簡述此行的過程中我對內地公益組織發展的淺薄觀察，提供關心兩岸公益組織的讀者們參考。

南京就其獨特的歷史文化和政治背景，和我們似乎有著多一層的情感連繫。這次主要交流的南京勤善堂生物技術有限公司，追尋其發展的緣起，其實是宋美齡、宋慶齡女士在衛崗創辦了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實驗牧場。這個牧場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國民革命軍的遺族，透過牧場的經營，不但讓孩子們能夠有足夠的營養來源，同時也僱用員工販售運送乳品給社會大眾，創造經濟的收益。用今日的觀點，這個牧場的經營理念實可歸納入社會企業的範疇。

而在中山先生博愛的理念之下，這個企業一直發展近百年。而現今也投入南京勤善博愛之家的公益組織，提供許多公益資助，並辦理許多銀髮長者的相關活動。在企業社會責任的領域中，善盡社會公民的職責。

在交流的過程中，我特別分享了瑪納、光原和不同企業合作的經驗，並引用了《經濟學人》上Franklin在〈Just good business〉(註1)提出的企業社會責任觀點，以及《哈佛商業評論》上波特在〈創造共享價值〉(註2)所提出的見解，切入分享關於企業和公益組織合作的各種可能性。

對於公益組織而言，雖然企業的捐款是很重要的支持，但是企業能夠提供的資源不只是錢。包括專業、資材與設備的贊助、人力的支援、甚至是網路或是品牌的分享等等，都能為公益組織帶來效益。就以人力的支援來說，不單是企業的員工，包括供應鍊或是相關的社交網路，甚至是顧客都可以成為重要的參與者。

以瑪納和尚穎洋行有限公司，以及義大利餐廳「健康密碼餐廳」合作的瑪納戀人套餐(註3)為例，即是由瑪納提供優質的有機食材，由尚穎洋行提供頂級的有機葡萄酒，在由健康密碼餐廳的大廚精心調製成一套情人節的餐點。這個合作的計劃除了讓公益組織也能進入美食線的新聞報導中，同時讓三家參與的企業都得到了曝光的機會。

另外，尚穎洋行也號召酒友們一同上阿里山進行公益旅游(註4)的活動，不但能夠協助當地的農民朋友進行咖啡、茶或是竹筍的採收，還能夠大快朵頤山上的有機食品。對企業而言，公益也能夠成為一種顧客服務的形式。

這樣的分享也穫得南京朋友們許多熱烈的迴響，促發公益組織的朋友們思考更廣泛合作的可能，也讓企業能思考參與公益能夠帶來更多的價值。

(待續)

(註1)http://www.economist.com/node/10491077?story_id=10491077

(註2)〈波特：創造共享價值〉，哈佛商業評論繁體中文版2011Jan

(註3)http://www.storyofwine.com.tw/popup01.asp

(註4)http://www.storyofwine.com.tw/popup02.asp

最近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某位原本要訪談光原的碩士研究生，因為無法邀訪到足夠的社會企業進行研究，被迫更改了論文主題，所以取消了原訂的訪談計劃。這不禁讓我反思，我們會不會太容易就接受別人的邀訪。

其實我們團隊一直以來，都抱著學習和分享的精神和態度。我們常常感激大家對光原一路以來的支持，也渴望能夠把我們的經驗回饋給社會，因此雖然接受訪問會造成我們的負擔，甚至有可能會出現潛在的風險，但是我們依然願意協助台灣社會企業的研究和發展。

我們也明白，正如同許多社會企業正在發展一樣，光原也正在發展，因此實際的狀況變動性很大，接受訪談得到的研究成果究竟能不能真實反映出社會企業經營的現實，其實也有待評估。

其實我自己還是明白，有些事情能夠分享，有些事情不必分享。我不說我不知道的事，我也不會說損人或是不利己的事。有很多事情，我很小心。雖然我很天真，但也知道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謹慎，有助於彼此保持友好的關係。

另一方面，我也相信社會企業有不同於企業的生存法則。分享將是創建社會資本重要的途徑。

夥伴說：只要是對的事，做就對了。真是真知灼見。

未來，也許我會改變目前的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