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午參加公益CEO聯誼會的共識營,雖然活動的進展不如預期,但聽到了許多有意思的觀點,和一些前輩們分享的洞見和關心,覺得收穫很多。在討論公部門、私部門和社會部門的關係時,我也分享了我自己的感想。

我很討厭和政府打交道。這種討厭的感覺,究竟多少來自於我熱愛小國寡民的無政府主義傾向,又有多少來自於我周圍一些長輩的勸戒(他們的族人似乎曾受到迫害),我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我明白一點,當一個政府機器成為負面人性(如貪嗔痴)的戰場,當一個為人民服務的體制卻忘卻了人民的意志,這樣的政府少碰為妙。不過,如果放任這樣的政府存在,是不是也算是一種「無視」的罪過呢?

對我來說,在NPO工作,無論是政府或是企業,都不是敵人。在政府部門裡工作的人,或是在企業裡工作的人,有許許多多熱情且奉獻的人,為了讓社會更好更進步而努力著。不過說實話,在一個社會的大機器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這個機器的運作和生命所朝著的方向呢?

我反省著,正如同我觀看著我身體裡的血液一樣。血液裡的紅血球,他們很努力地為我載著氣體,讓我活著。其實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就如同這個社會有機體中的紅血球一樣,一直很辛苦的工作著,讓社會能延續下去。不過你問紅血球:「你要去哪裡?」紅血球可能只是急忙地從你身旁走過,忙著他的工作。

我不喜歡資本主義,也不喜歡社會主義。如果你問我喜歡什麼主義,我可能答不出來,但是絕對不會是三民主義--因為曾經考試考得我很痛苦。我或許有些「梭羅」的性格吧。像我這樣帶著強烈西方文化性格的人,生活在東方文化中,多多少少有著說不出的不適和苦惱。

在《思維的疆域》一書中提及,東方文化重視「關係」,而西方文化重視「個體」。我總覺得光是基於這個本質上的差異,就足以讓源於西方的人權思想或是公民權思想,在東方文化中無法落實生根。在東方文化裡,為了維繫著關係的和諧,存在著太多的壓抑和教化。到民間廟宇裡看看,一切的儀軌是百年之前帝制遺留下的殘跡,而政治人物尋求慰藉的,則是依循這樣的系統向神明祈福。

當然,我個人很喜歡神明,因為在神明的典範中,我可以學習到諸如慈悲與智慧的正向人性。而我最喜歡的神明之一是土地公公,祂永遠保持著微笑,我曾懷疑過為什麼如此,是因為祂只是個雕像嗎?當然不是,那是因為祂的慈悲。可是為什麼政治人物不能學學祂的慈悲,而只想消費神明呢?

而我今天提出最大的疑惑之一,則是我不明白慈濟為什麼可以變得這麼大。我個人很尊敬慈濟和證嚴法師,但這不影響我思考這個問題。慈濟之所以能夠變得這麼大,代表市場上有這樣的需求,代表著政府的無力作為或是市場的無法反應創造了一個讓慈濟能夠壯大的環境,也代表著慈濟所堅持的不參與政治活動示威遊行(慈濟十戒之一)有這麼多人奉行。

以身為佛弟子的立場,我超愛慈濟踐履了佛法的精神。以身為社會公民的立場,慈濟顯示出排除了無能或大有為的政府,我們依然能夠積極且充份地改善我們的社會。恰恰好也正因為如此,許多慈濟人才會如此歡喜地在慈濟中尋得安身立命之所。感恩哪!

今天我分享了另一個觀點,是我相信每一個人在本質上都有著公部門、私部門和社會部門的角色。如果用一點簡單籠統的比喻,公部門是本於安全之所為,私部門是本於利之所為,社會部門則是本於義之所為。當我想要能夠得到生理的安全或是心理的安全所採取的行動,某個部份就像是社會上公部門所扮演的角色;同理,當我想要滿足我額外的貪念時,我就會變成比較私部門;最終,只有當我想要實踐更高的目標或是將愛傳出去時,我才會符合社會部門的角色。一旦我把社會部門當成私部門和公部門來使,多多少少都會發生一些問題。

如果你問我為什麼那些不是政府在做,而是社會部門在做?我只能說,因為政府所管理的安全的底限,實在太低了(或是太高了,依論述的觀點而有差別)。

附帶一提,自從皈依成為佛弟子之後,就沒有政黨的傾向了。在我的眼中,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不過只是貪嗔痴三位一體的存在,要判定一個人的價值,與其比誰被知道的貪嗔痴比較少,還不如比誰的慈悲和智慧比較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話,我真的希望政府可以好一點,社會可以好一點,慈濟可以不要這麼大--想想,當初沒有看到地上的一灘血,慈濟就不會開始,不過慈濟如果沒有開始,台灣人的心靈又將安置於何處?

慈濟當然是台灣人的驕傲,不過在讚歎的同時,總帶有一抹淡淡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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