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此次到大陸進行訪問交流，除了感受到大家的熱情之外，對於內地社會企業的發展，也有許多新的學習。

雖然同文同種，說的話可以通，基本的文化生活也有某些相同的頻率，但是經過這些年來的分隔，以及制度本質上的不同，其實很難說我們能夠把台灣的經驗直接套用在內地。這也是許多老師們一再叮嚀大家，我們所分享的例子一定要經過轉化才行的道理。

廣西民族博物館

內地有其獨特的社會企業發展環境。對某些人而言，這些政經情勢可能會成為社企發展的障礙，但對我來說，卻可能是某種足以促成大陸社企發展－－或者說，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企業發展－－的好環境。

本質上我們可以這樣想像，長期以來在內地都是公部門最「大」的局勢。一切事務到最後都會落在政府身上，無論是市場或是福利。同時，政府也對於相關的事務採取著比較保守的態度，深怕一不小心就讓多年來苦心經營的腳步亂了套。在這種情形之下，百姓習慣跟從或是依賴政府，政府也需要帶領和管理百姓。而內地太大，各地的狀況差異甚鉅，這也使得要維繫整體的和諧與穩定，成為很不容易的工作(用熱力學來隱喻，就像是位能和亂度之間的平衡)。

由於一直以來公部門扮演了這麼吃重的角色，也影響了內地公民社會的發展。另一方面，在社會主義的領導之下，內地對於「社會」的認識，和我們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在此基礎之上，要談社會企業或是社會事業的發展，可能需要更多的轉化。

一位內地的朋友說，如果連什麼是社會使命都搞不清楚，怎麼做社會企業？誠實言也。

上海恩派的孵化基地：留下你的愛心，帶走你的選擇

基於這些想法，我發現內地在發展社會企業的環境裡，有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首先，在制度面上，在內地要註冊成為NGO組織，有一定的困難度。無論是基金會、協會或是民辦非企業組織，都必需要找到適合的婆家，願意給予機構支持。然而這種支持對於上層的機構而言，其實也帶著一定程度的風險，同時也造成草根組織要註冊上的門檻。相反地，大陸因為鼓勵經濟發展，註冊公司似乎相對「容易」一些。就此一法令上的差異，就足以促使人們思考用企業的方式為社會進行服務。不過我也聽說有人正在思考「民辦事業」的可能性，也許在法令上會出現更多的彈性。

再則，在資源取得面上，由於過去內地經歷了許多的文化改造工程，慈善事業的發展足跡，目前尚屬起步。而已存在的NGO對於資源的募集存在著法令、技術和相關市場的重重阻礙。要如何找到足夠的資源去推動相關的工作，除了政府購買此一手段之外，也許進行經濟活動會是一個穩當而有效的方法。這種一開始就把市場交易當成尋找資源手段的想法，就成為思考以社會企業的型態來改善社會問題的有力推手。

第三，在認識面上，許多社會上的事宜，在過去被視為是國家或是政府的職掌，而事實上一直以來人們也如此認為，無論這個觀點是因為擔心踏入誤區或是本於根深蒂固的信仰，這種社會和國家成為一體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於公民社會(和政府處於對話的對等地位)的發展，有其特殊的環境。要求人們在對「社會」的理解尚不具足的狀況下，能夠準確的掌握「社會企業」的邊界，個人覺得過於挑剔。

廣西民族博物館中驚見先民的流動塑像

第四，在法令面上，只要政府願意大力推展，並在法令的支持下，社會企業很容易地就可以大張旗鼓地擴散。對我們來說，有時「法令」是一種綁縛，但是對內地來說，法令卻是一種支持。沒有法令，啥事都不能做。這種政經環境和文化脈胳的不同，也影響到了經驗複製時的操作方式。

第五，企業的發展，本身即是解決中國大陸內部問題很重要的手段之一。以三農問題為例，超過一億的農民工，如果有一些好的方案讓農民工能夠安居樂業，立刻解決了因此而生的許多社會問題。從這個觀點切入，在企業還沒有發展成為西方國家這般強勢的狀況，運用國家的力量把企業直接提升至社會企業，也許是另一個可行的路徑（這有點像是台灣當年土地改革會成功的例子一樣）。

在廣州吃早茶時看見的工地標語

沒錯，只要中國大器的政府願意，在某個適合的時間點上，的確有可能把企業的格局拉升到社會企業的層次，也就是如同我們王理事長所強調的，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本質上就是企業責任！

簡單地說，中國大陸發展的社會企業，一定不同於英國、美國、北歐的經驗，和台灣雖然有文化上的連繫，但本於環境、土壤和氣候的不同，相同的種子不一定會結出同樣的果實。

廣州中山紀念堂

這其實也是此行我最大的感觸：一切的例子都只是例子，最終還是得靠在第一線工作的人們去思考、修正、選擇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