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世界是平的》第三版第十三章的標題。我喜歡這一章的標題,在充滿無限可能的時代,網際網路加上平的世界,人們的熱情和行動力被串連起來。而在本章中最後一部份引用了EcoTech的CEO Rob Watson的說法,更讓我讚歎。Rob Watson在四十三歲時放棄了自己從事工作二十幾年的非營利組織跑去念商學院,然後再創立一家全新的社會企業,為的是希望能走出一條「新的道路」。他說有關環保的立法和監控體系基本上已經成型,目前應該做的是傳播和執行,但是目前幾乎找不到關心環保的企業家。並且他在給作者的信中說:
「在MBA的項目中我學到了,或者說更加確信了三件事:
一、做生意是非常非常難的;
二、只有很少的人做生意能夠成功;
三、今天的商業模式中的概念、框架和工具都早以過時。」(p415)
我完全同意這段話。我記得在一場青輔會舉辦的分享活動中,我告訴大家我在專案管理上所學的知識,在現今全然不同的創業環境中,並沒有派上用場。其實更精確地說,在新型態的創業過程中,我們所遇到的是策略、研發、執行同步發生的混亂場面,我們完全無法等待一切有了明確的方向才行動。於是我和大家分享了一句某個老師教我的至理名言:Planning is everything, the plan is nothing(by Dwight Eisenhower)。
Rob Watson認為:「主流商業模式造成了很多環境惡化的問題,卻沒有提供解決環保問題的答案。原因主要是常規的商業模式仍然沿用著十九世紀的經濟學和二十世紀的工程技術,要想解決二十一世紀的新問題,我們就有必要建立新的綠色商業模式……我們必須要改變這些人類法則,否則就會變成地球上糟糕的生物試驗。」(p414)
這段話同樣地發人深省。在過去這一年裡,我們聽到許多「過去式」的思考模式,被以「過去的」評價標準看待,無論是得到了名聲或是失去了資源,結果常常都只是羈絆於「過去」的可能性。於是有人問我如何看待被如此評價,我只能傻笑著說:「我想別人總有他們的道理,要是每一個人都這麼有創意和洞見的話,他們自己去做肯定比我們好。」
所以說難聽一點,我們沒有真正一定保證會贏的方式,我們有的只是挑戰的熱情和奉獻的決心。所以無論在學習上或是面對改變的歷程中,我們必須更加謙卑。
當然,社會企業的發展不是只靠少數人一己之力而能有大突破,如尤努斯在他的書中所提:「社會企業始終被看成一種個別現象,而無法進入主流經濟。人們並沒有注意這種企業形式,因為他們已經被教科書理論深深地痲痺了。一旦我們能夠認識到社會企業是一種合理的經濟結構,相關制度、政策、監管、標準和規範都會幫助社會企業發展成為主流。」(《新的企業模式》,p28)也許我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努力,從點連成線再成面,最終才能重塑人們的印象。
也許我們可以想像,在我們努力追求社會更大支持的同時,我們將會不斷遭遇那些受到舊有模式框架的人的抹殺,但我們也明白我們終究不會氣餒,因為他們正是我們要影響的對象之一,說不定也正因為他們為我們保留了這些不願涉入的地方,才讓我們有可趁之機。
題外話:今天一早才看到新聞,行政院放寬陸配工作權,原本來台八年才能申請身分證,現在縮減成為六年,但和其他國籍的配偶(三至五年)相比,還是長了許多。我雖然不太想了解為什麼和我們語言文化差異最小的陸配會受到這樣的待遇,但是這方面有所進步,還是值得讓人高興的事情。
抬頭望著菩薩,菩薩正微笑著。
下午在整理完五次外籍配偶的適應團體課程之後,忽然發現眼淚已經飄到眼框旁。眼淚沒有直接掉下來,可能是因為表面張力抵抗著地心引力的緣故。回想起有位學員分享,這幾次課程是他來到台灣一年來最開心的一段時光,忽然感到有些難過。沒有人追問為什麼,因為我們都明白,來到這塊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一開始很難找到其他人說說話。能夠出來上課,並結識一群好朋友,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有一位學員說,來這裡學習沒有壓力。另一位學員則說,每個星期最期待的就是星期四能夠來這裡和大家一起玩,一起學習。有人問我能不能叫我阿強哥,被我嚴詞拒絕了,只因為我還年輕。阿甘說他看穿了我的企圖,而我並沒有否認。
沛穎是負責協助照顧外配的社工員,這次從頭到尾多虧了他的努力和連繫,讓團體能夠順利進行。有時促進因緣的人並不只限於表相上的人們,還有許多的工作夥伴,上級長官和學員的家人,如果不是他們的促成,也不會有這樣的團體。
要怎麼協助這些夥伴繼續走下去呢?我問著我自己,忽然想起了昨天在《街頭日記》電影中看到的一個景象:因為艾琳‧古薇爾依規定沒有辦法帶學生到高三,所以學生表現出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樣子。艾琳‧古薇爾對學生說,他們必須要為他們自己負責,不能依靠別人。
也許課程結束會為他們帶來一些憂傷,但是和那些被夫家關在家裡沒有辦法出來結識朋友或是透透氣的外配比起來,他們卻是幸福的。如果他們珍惜這份幸福,我想我願意帶領他們朝向成為一個有能力服務更多人的團體前進。或許可以成為一個說故事的團體,甚至是一個一人一故事劇團,至少我能夠說服自己撥出時間盡一分心。
我為了自己抽一張Playback卡,得到的是「敘事者V」。這是一張有趣的牌,我看見一個人站在前面敘事,其他的人跟在後面重複著同樣的動作。也許我需要像是艾琳‧古薇爾一樣,留意不讓自己變成被跟隨者,但同時我也明白他們需要一個代理人來敘說他們的故事。
該怎麼做呢?我問菩薩,菩薩依然微微笑著。
今天到台北參加由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所主辦的2008國際閱讀教育論壇,聆聽來自英國的莎拉‧歐斯朋分享在英國五千所學校推廣閱讀的計劃,以及艾琳‧古薇爾分享他在美國和孩子們的街頭日記。在用過午餐後,和一千四百多位與會者共同觀賞《街頭日記》電影時,我的眼淚不知怎麼地一直無法停止滑落。
有人說,人老了特別容易感傷,只是我從小就很容易被感動。當看到孩子們受到各種痛苦折磨時,心中非常難過,就算知道那是電影(不過電影也是真實案例改編),還是很難跳脫出來。回想起以前看「天下糧倉」時也是看一回哭一回,真是太苦了。
從講者的分享中,我看到了閱讀帶來的力量。當然,雖然「讀」的能力很重要,但是這裡所謂的閱讀不是指閱讀那些與我們無關的文字,文字充其量也只是一個符號而已。如果文字所描述的故事或是內容不能和閱讀者產生關連,無論是刻意為之(如英國讀寫能力信託的閱讀冠軍)或是選擇切合的題材(如自由寫手的故事),是無法感動閱讀的人,也無法讓人們從閱讀中獲得力量。
什麼?不相信?那稍稍和大家玩個小遊戲試試看:
嘰嘰嘰嘰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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嘰嘰嘰嘰
嘰嘰
嘰嘰嘰嘰嘰嘰嘰嘰 嘰嘰嘰嘰
您看得懂嗎?其實這段文章是網友分享的一篇「北京高考零分的作文」,題目是「以07洞庭湖鼠災為背景,要以田鼠的口吻或者田鼠天敵的口吻給人類寫一封信,八百字以上。」
我個人覺得文章非常貼近題義,只是我完全看不懂。:P
其實不止是閱讀如此,音樂也是如此。在《人的音樂性》這本民族音樂學的著作中,作者數次提到音樂不只是紙上的符號,而是社會化的行為,同時也和演奏者真實的狀況有關(還沒看完,先摘錄如下)。
「文達人曾教過我:音樂永遠不可能在其自身中成長,所有的音樂都是整個民族的音樂,也就是說,如果離開了人類之間的交往,音樂就無法被傳播,也沒有任何意義。」(前言p24)
「一位專業演者的存在,連同他必需的經濟支持都得依靠聽眾--更重要的是,這些聽眾一定不能比那個演奏者更精通音樂,這些聽眾還必須能夠辨別和聯繫不同的音響模式。」(本文p6)
「我們可以說,每天普通的生活經歷都發生在一個真實的時間世界之中。音樂最核心的本質,正是有能力去創造另一個虛構的時間世界。」(本文p21)
書上也提到,文達人把一個人可以演奏的節奏分成三個人一起演奏,因為「這種演奏表達了社會中的個人觀念以及社會、時間和空間的平衡觀念。」(本文p24)
音樂如此,戲劇也是如此。賴聲川導演(在清大的演講中)曾分享他在美國求學期間有一陣子遇到瓶頸,看一些大師的戲劇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一部份可能的原因就是那些戲和這個時代以及觀眾群體脫節。
閱讀顯然不只是一種能力,而且還是一種建立關連的行為。如果我們把閱讀從生活中抽離而生活不受任何影響,那麼又能如何要求別人要閱讀呢?
或許對我來說,閱讀是透過文字認識更廣大的世界,並探索自身在人類社會以及時空之流裡所在位置的一種修行旅程吧!
70與30的交會
今天在演出之後,一位觀眾和我們的夥伴分享了他的感受。他說,他喜歡結尾的拼貼,因為之前的演出都著重在說故事人的感受和故事,有些更深層的議題並沒有呈現出來,只有在拼貼時才看見。
是啊!一直以來,拼貼不正是為了呈現議題的各種面向而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大展身手嗎?這一次,我們練習的活報沒有出場,因為選擇以拼貼做結束而沒有刻意在演出中運用拼貼,也許下一次,我們可以練習把拼貼的概念運用在各種演出形式裡。
他覺得前段的演出是我們自己的觀點佔三成,觀眾的故事佔七成;而拼貼時我們的觀點佔七成,觀眾的故事只佔三成。換句話說,也就是在之前的演出中我們是透過我們的理解儘可能去呈現觀眾的故事,而在結尾的拼貼裡則是利用觀眾的故事來引發更多的觀點。
我喜歡這樣的觀察和理解。不過一人一故事劇場仍然以回到說故事人的感受為核心,只是在某單一事件的鋪陳上,如果捨棄了外在環境真實存在所造成的影響,有時卻會造成管井窺天的侷限。人權議題的本身不也是如?
我很重要,但我來自於何處?
人權議題是回到個人的,不涉及這個人的地位、出生、姓別或是膚色等等差異。在世界人權宣言裡,幾乎每個條文都是針對所有的個人(如人人、任何人)的聲明,在聯合國如此政治的生態中,對國家(會員國)有著明確而漸進的指引功能。
然而,在複雜的社會結構中,權利本身有時是政治性的或需要交換而來,無論是透過天賦或是社會契約,人們仍然不能遺群而獨立,也因此這個涉及於基本個人的人權議題,也常常會因為社會網絡的連繫而受到限制。這個現象在去年和今年的人權議題演出中,都能夠略見一二。
事實上如果人權需要透過《世界人權宣言》來界定,某個程度上人權就不是天賦的,而是被環境所賦予的,就如同那些賦予不正當對待的舊社會一樣,只是前者更符合人類向善的願望。
在追求和諧的社會裡,個人權利的主張更容易被人們重視和諧的企圖所壓抑。在這兩年人權議題演出所遇到的故事中,也常常能夠發現這種傾向,而這種傾向在年長者的身上更為明顯。
舉例而言,台灣曾受到日本殖民和威權體制統治,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和兩岸對峙,「沒有國哪裡會有家」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心中,藉此而來的迫害(如白色恐怖)讓人們為了保護家人而噤若寒蟬。經歷過這些年代的長者自然鍛練出了一種生存之道,在今日自由民主的時代,看到學生們上街頭,要用身體對抗去彰顯他們的無力,心中總會覺得那是危險的、不當的--在心痛之餘,不是正視學生訴求的人權議題應該被實踐,而是尋找任何可以確保和諧避免衝突的方法。
這樣的狀況也發生在政治或是輿論的操作上。當前總統夫人出庭昏到時,當前總統遭羈押而帶上手銬時,大家質疑司法單位是否太超過,而忽略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們所看到的相同的不同世界
這個世界,是同一個世界,但相對每個人來說,卻又是如此的不同。
在演出當天的下午,和劇團成員以及幾位朋友共同探討人權議題時,就出現對同一件事情的不同看法。例如,當有不同的言論出現而產生對立時,此時是綠燈(好事)、黃燈(警訊)或是紅燈(禁止)?有人覺得是綠燈,代表言論自由、多元包容;有人則覺得是黃燈,如果處理的好就很好,如果處理的不好就不好;有人則覺得是紅燈,衝突是應該避免的。透過彼此分享之後,原先對別人觀點的質疑,轉變成為理解和認同。
在另一個活動中,我邀請大家手牽手站在教室的一邊,然後依照我給的條件前進或是後退。於是有孩子的人前進五步,沒工作的人後退三步……。有人自顧自的走,有人則擔心牽著的手會分開;有人覺得該放手時就放手,有人則用力拉扯而不願鬆開。
在這個簡單的活動中,可以看見許許多多的差異。群體和個人是不同的觀點,是否要訂立步伐的標準?在拉扯的過程中是否要放開手?為什麼前進和後退的步伐不同?為什麼「有孩子的人前進五步」而不是「沒有孩子的人後退五步」或是「有丈夫的人原地轉三圈」?
一位老師分享了他班上的狀況,他努力把落後的孩子向前推,這樣子很累,而且自己也反省著這樣對孩子是否算是真正好的方式?我看到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用心和努力,同時也看到了在這個社會規範下一顆良心的無奈。
當某些人依照規則自信地跨步向前時,有些人則因為旁邊的人沒有前進而刻意地縮小了前進的步伐,還有人為了抵抗身旁的人的大步伐而刻意縮小步伐。討論中有人認為訂定標準有助於團隊的整合(如前進三步改成前進兩格磁磚),也有人認為這樣一旦遇到差異將不得不放手而失去了人際間的緩衝。如果是一個團體,有著統一的目標應該如何如何;如果我們尊重個人的狀況又應該如何如何……。
這類的問題投射到現實社會中俯拾皆是,每一個行為或是主張的背後都有其道理。覺察到有不同的可能性是促進改變的第一步,透過討論和分享,包括我自己在內,每個人都有著滿滿的收穫。原來,那看似遙不可及的議題,其實正在我們的身邊上演。
每一個人的獨特除了來自於其本身獨特的存在,也來自於和社會獨特的關連。在一個追尋和諧的社會裡,如果忽略了個人,和諧將成為籠牢;如果忽略了社會,和諧將成為抹滅尖刺的黑手。
也許,這問題(如果算是問題的話)沒有簡單的解答,還需要我們共同去尋找或創造。
耳邊傳來動人的歌聲,在冰冷和沈靜的夜裡,輕柔地撫著心靈。那是Andrea Bocelli,一位義大利盲人歌手,我常常覺得,Bocelli適合一個人的夜晚,適合閉上眼睛去細細品味,那充滿情感和生命力的聲音,是直指人心的。
回想起今天的演出,一個關於父親的故事,一些關於自由的想法,一個「不公平」的遊戲,演員夥伴的呈現可圈可點,熱情的觀眾勇於分享故事,讓身為主持人的我能夠安心地訪問著大家的心情。但是讓演出增色最多的卻是一位特別觀眾的參與,他是一位腦性痲痺的孩子,和他的母親開心地坐在觀眾席中。
這是他第二次來看我們劇團的演出,上一次在寶山圖書館,他熟悉的粉圓老師當主持人時,他還透過母親的翻譯分享了他的心情故事。
當大人們侃侃而談自由來自於一顆自由的心時,他卻用自己的生命做出最好的見證。他不太能說話,只能用腳的膝蓋打字,粉圓告訴我,他在學習輸入時,弄得兩個膝蓋都是傷痕。我心疼他的勇敢,同時也想起了我的母親。
母親九歲才能站起來,在此之前,她只能在地上爬。因為身上的殘疾,所以在小學畢業之後就沒有繼續升學,這種想要求學卻無能為力的苦,多多少少在我的求學時代帶來了另一種「責任感」。我在母親身上學到了很多,在照顧母親的過程中也養成了很多習慣,其中也包括儘量不要和別人起衝突,以免母親擔心。這種壓抑直到如今還深深地影響著我待人處世的方式,不過我明白,這是我的選擇,而我願意承擔這種選擇。
今天演出的開場,在舞台上一條長長的河流旁,每一位演員述說著自己過去的經歷和對未來的期待。這個開場引發了許多感觸,我看到了夥伴在舞台上描述自己親身感受時的激動,觀眾也回應著他們的共鳴。我清楚地知道,這個開場已經足夠震憾人心,讓原先安排的人權活動顯得有些多餘;不過另一方面,正因為有了開場的活動,也讓遠道從花蓮來的朋友有時間趕到現場。
今天演出後的座談也不同於以往,觀眾回應著觀眾的故事,分享著自己的經歷與感受,故事的力量在劇場中繼續激盪著。當某個人的故事回答了另一個人的疑惑,當某個人的疑惑召喚了另一個人的感受,這就是我所熱愛的一人一故事劇場的魔力:人和人相遇,然後在交會時互放光亮(套用徐志摩大德的詩句)。
沒有人問演員究竟是怎麼辦到的,只有人說希望有機會再接觸一人一故事劇場。今天意外地完成了另一個人的夢,那是他曾經想自己拍成電影卻遲遲沒有履行的一段生命經歷,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舞台上,他看到了自己的故事,那些沒有說出來卻被演出來的一幕幕記憶,以及他的夢想。
我忽然起了玩心,也許我們可以把紀錄用的影象剪輯下來送給他,直接完成他的夢。應該說這麼做也出於我自己的願望--完成我想把紀錄片和一人一故事劇場結合的夢想。
自由究竟為何是一個大哉問,所以羅曼羅蘭才會嘆息多少罪惡假自由之名而行。然而我常常覺得生在這個世界是幸福的,也許正因為幸福我們反而失去了珍惜。
傳統與未來是一條看不見的河,河的源頭和歸宿,也許並不掌握在單獨一個人的手裡,但是如果我們開始看見我們身上所傳承的禮物,開始改變我們的步履,從日復一日的循環中跳脫出來,也許就能走出不一樣的未來。
在世界人權宣言將屆六十週年的時刻,我們能和全球許許多多不同國度的人們一同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來慶祝這個日子,心中有著滿滿的感動。在感動之餘,也許仍有更多值得我們去關心的課題在生活週遭上演。期待著更多的故事將我們的世界連結起來,期待一人一故事劇場能帶給更多人力量。
最後,我願用梭羅的一句話作結,祝願眾生皆能離苦得安樂:
人的靈魂必需的東西,是不需要花錢買的。~~亨利.大衛.梭羅
(註)Wikipedia關於安德烈·波伽利的介紹,請點此。
12月10日,是世界人權宣言發佈六十週年。全球的一人一故事劇場人,將會共同響應第四屆全球playback活動,一起慶祝這個日子。今年的主題是「自由的故事:我們的傳統與未來」,透過分享自己的故事,讓更多人能夠彼此交流。
在台灣,你說我演和知了劇團再次聯袂合作,在新竹及台北各演出一場,有興趣的朋友,歡迎到活動網站去逛逛。http://gpe2008tw.playbackers.net/
♥♥♥♥♥最新消息,花蓮花天久地劇團也加入了聯合演出的行列!♥♥♥♥♥
現代人權的概念來自西方的思想,經過了許多年的發展,從抵抗君主到兩性平權,直到視每個人均為需要平等對待的主體,是一條漫長的道路。在中國,長期以來「關係」的重要性凌駕了主體,人的權利常常需要為關係服務,而這種關係也常常帶著非常強烈的從屬性。當某個臣子為了救太子而以自己的孩子代替時,自己的孩子和太子是不平等的;當媳婦熬成婆之後,新的媳婦和婆婆是不平等的……當然,這並不是說中國文化裡沒有和人權相似的觀念,只是自儒家法家化之後,人權的概念可以說被法家化的儒家給徹底吞滅。
無論是墨家的兼愛、楊朱的貴己或是道家的齊物,究其本質是源於個人的,主體性的;反之,儒家以仁(以二人,忍也)義(以羊我,宜也)為本質的觀點卻是集體的。民貴君輕之說指出了民與君的不平等--講白一點,這句話百分之一百不是告訴人民他們很重要,而是告訴君主人民才是讓君主得天下之所繫,其本質並非重視人權,而是重視民心。
最終,無可諱言地,無論東西方社會,力量仍然是決定權力的最重要主宰。人權,是本俱還是被賦予的呢?當然是被賦予的,只是賦予者是天或是權而已。如果我們不給自己力量,那麼權利將被掌握者所濫用。
忽然想起前幾天在照顧自己時的發現,在此和大家分享:
黑暗從來就不曾存在,
只要走過去就會明白,
那裡,只是沒有光。
如果您有空,12/06和12/07兩天的上午,歡迎來到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世界裡,和我們一起分享關於自由的故事。當然,如果你人在花蓮,也歡迎12/10的晚上,和花天久地的夥伴們一起演出。
上次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的演出時,在演出之後的分組討論中,筆美提到了「當被壓迫者不覺得自己被壓迫時,被壓迫者還存不存在」這個有趣的問題。後來我們覺得,如果當事人不覺得自己被壓迫,被壓迫者就不存在。
上一次到台北參加知了劇團的練習時,小魚又和我確認了這樣的觀點,她說無論被壓迫者是否覺察,但事實上被壓迫者是確實存在的。
當然,就認識論而言,這樣的討論也許非常有趣,但就不同的觀點,有時還得先釐清「被壓迫者」的定義,才能清楚究竟是不是如此。舉例而言,當「炎熱」和「寒冷」如果可以量化定義,就可以簡單地透過量測來決定,像是香港線上氣象台的定義,28.0℃到33.4℃是熱,無論當事人是否感到冷,都是炎熱的天氣。不過另一方面如果問這個人熱不熱,答案可能會因人而異。例如一個從夏季平均溫度三十度的國家來的旅人,明顯會和一個從北極圈的國家來的旅人有不同的感受。接下的問題就是,那麼「被壓迫者」究竟有沒有一個操作型定義(反應出可驗證的真實)?或者只是一個概念型定義(反應出信仰的真實)?而被壓迫是否應以當事人是否覺察被壓迫為指標?
說實話,我並不想探究「被壓迫者不覺得自己被壓迫時是不是真的不是被壓迫者」這個問題的答案,反而對於「當某個人覺得被壓迫時是否創造了被壓迫與不被壓迫」產生興趣。
當一切無法被覺察的同時,說有或是沒有並不太有意義,某個程度上也是源於無法證明。然而一但有了「有」,就一定有「無」,不然「有」就不會出現或是被認識,這也就是《老子》會說「有無相生」的道理。簡單來說,因為有了一,所以必須從二算起。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從二算起,而且二是已然存在的現象(或認知),那麼如果我們把二否定時,會變成一嗎?
這個問題或許和中觀哲學中的雙重否定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對我來說,也許更貼近金剛經裡的描述:
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
這也是為什麼當我聽到了筆美的結論時,我感到非常驚訝且讚歎的原因。
當二被否定時,並不會成為一。佛法中所謂的不一不異,或是不來不去、不常不斷、不生不滅等等,就是為了描述這個狀況而設置的「二」。請注意,一旦成為言說,就是「有」,也就是「二」,這也成為後來中國禪宗想要對治言說或是文字的原因。
最後,回頭來檢視老子道德經第一章的「玄文」: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用這種觀點去解釋,大概可以解釋成這樣:
一旦有了「道」,這時的「道」就不是完整或是恆常的「道」的本身。換句話說,有了名字,這名字(道)的指涉,就脫離了原先完整或是恆常的指涉本身。天地一開始是沒有分別稱呼的,有了分別的稱述,就產生了萬物。所以啦,常保在無的觀點,可以觀察到很細微的地方(亦即很細微的有),常保在有的觀點,就可以觀察到邊際(亦即有無的分野)。有和無其實出自於同處,只是稱呼不同,可以都用「玄」來稱述(表示深奧而難以理解)。一個玄還不夠,所以用兩層的玄,玄之又玄,這就是一切妙處的門徑(打開門才能接觸到,門其實也是《老子》中很重要的概念)。
玄是指黑色、北方、水、深遠等等的意象,其實這在中國五行的概念裡是很容易理解的,只是我並不清楚在《老子》的年代裡,這裡的玄字究竟是什麼樣的用法。但是我有一個有趣的猜想,如果玄是指常有或是常無,同時是一種消滅「分別」的手法的話,那麼兩重的玄,就大有玄機了。也就是說,用消滅分別的手法消滅這個手法,就是開啟一切奧妙的門徑了(玄此時是動詞,指常有或是常無二者的本質)。
嗯,很有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