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通常我們在為某個顧客提供企劃時，會思考我們能為他們帶來什麼價值，解決什麼困難。但是有時我們會忘了，他們遇到的困難和需要的價值，可能就是他們無法釐清自己能帶給別人什麼價值，解決什麼困難。他們在實踐自己的理想的道路上，陷入了自己所設的框框之中而不可自拔。然而外在的市場在變化，他們無法跟上或是反應，就會被潮流所拋棄。

所以當我看到無法明確指出他人的需求和如何帶給他人助益的企畫，我都會先深呼吸，然後思考一下，我要不要繼續看下去。

在分享社會企業或是創新的過程中，我會提到三個圈圈：我需要且有能力，市場需要且有能力，服務對象需要且有能力。第一項涉及創業家或組織本身的使命和能力；第二項涉及於市場需不需要，有沒有能力購買；第三項則涉及於我們想要協助或是培力的對象的需要和能力。

如果我們只看見其中之一，事情將會很不圓滿。比方說，我只看見了我自己的需求，或是，我一味的符合市場的需求。如果我們關切了其中之二，也許我們是很好的生意人，也許我們是很好的社會服務者，也許我們是個很好的理論家或觀察者。唯有三者交會之處，我認為才是比較平衡且有效的切入點。

正因為這樣，社會企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曾經和具商業背景的人合作，在討論的過程中，漸漸地只剩下市場需要什麼，以及我們想要成為社會企業。然後我們長期陪伴的夥伴的需要和能力便被忽略了。也曾經遇到過很認真的思考自己和服務對象的需要和能力，然後做出很多賣不出去產品的單位。當然，也有單位努力為某些人連結市場，但最後超過自己的負荷，不但把本分忽略了，有時甚至還得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我想，我真的應該把這些整理整理，變成檢視工具分享給大家參考。

隨著社會企業的概念愈來愈夯，許多有志者都投身進入這個領域，每每看到年輕的朋友思考如何透過實際的行動改變這個社會，心中便對未來充滿了希望。我相信如果他們能夠得到更好的支持，必然能夠為台灣的未來找到新的可能。然而在此同時，我也不禁反思，台灣真的有這麼多社會企業嗎？真的有必要有這麼多社會企業嗎？自許為社會企業的從業人員，為了組織的生存，我們會不會愈來愈遠離社會企業的初衷？當初為了熱忱而創業，會不會因為被他人貼上了社會企業的貼標，或是期待自己能夠成為社會企業，而愈來愈遠離自己的使命與夢想？


這些疑惑隨著愈來愈多質疑聲音的出現而日益變大：
剝削生產者的叫黑心企業，公平而不剝削的就叫社會企業嗎？
自費去貧困的地方服務叫志願服務，收手續費幫人自費去貧困的地方服務就叫社會企業嗎？
為某些人募集某物叫勸募，你買兩個一個自己用一個我幫你送給需要的人，就叫社會企業嗎？
賺了錢捐款是慈善或是企業社會責任，賺了錢捐30%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投資公司叫投資，投資社會企業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賣東西給一般人叫店家，賣東西給窮人或需要的人就是社會企業嗎？
劇團自己賣票叫劇團，說服別人集體來買我的票就是社會企業嗎？
想辦法透過賺錢來解決社會機構的財務問題，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做社會企業相關的培訓和出版，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幫忙賣掉生產過剩或是賣不出去的東西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幫顧客買到便宜又健康的商品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我把生產過剩或是賣不出去的東西便宜賣給他人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一家企業善盡自己應有的社會責任，就會社會企業了嗎？
我做點東西來賣讓我可以自己僱用自己，我就是社會企業了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在我個人的觀點裡，最主要的核心永遠不是「商業模式」而是「社會使命」；不是做了什麼而是為什麼而做；不是因為我想解決某個社會問題所以你應該支持我的生意，而是我提供優質的商品與服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使得某個社會議題開始得到改善。

社會企業不只是企業，或是會捐錢的企業。我所採用的社會企業定義是「社會企業是一個為了社會使命的事業(A Business for social purpose)」。這句話有三個重點：「社會使命」(Social purpose)、「事業」(business)和「為了」(for)。社會企業不是藉由社會使命做生意或是把社會使命當一種生意手段(A Business by/of social purpose)，也不僅是兼具社會使命和營利能力的機構(A Business with social purpose)。如果把某個社會企業當成洋蔥來剝，我們會發現在消失之前最終留下的，必然是社會使命，換句話說，沒有社會使命就沒有社會企業。

生態綠的公平貿易真的就是一手買一手賣這麼簡單嗎？黑暗對話真的只是給個視障朋友一個工作嗎？鄉村銀行真的只是借錢並收不低的利息嗎？當我們以社會使命或社會問題的改善作為社會企業的重點時，我們怎麼告訴別人我們的努力真的有所助益？

我們會告訴別人「我們開了幾家店面或是成立了幾家社會企業」、「辦了幾場講座或工作坊」、「我們花了多少錢並促進多少人次的消費」、「我們賣了多少東西或創造了多少產值」？抑或是「我們幫助多少家庭能夠因穩定工作和收入得到尊嚴和平安」、「有多少弱勢朋友因勞動而得到自信並貢獻社會」、「有多少沒有企業和產業的鄉村建立了新的風貌和可持續的支持經濟系統」、「有多少原鄉的孩子不用流離失所徘徊在資本主義的叢林裡變成獵鷹的目標」？

如果我們比較前者，我們可能一下子就陷入落後的危機，因為有太多更容易創造數據的方式。我們的效率和利潤可能比不上企業，面對股東和生存開始有壓力，於是我們不得不取捨：取有助於符合指標的行動，捨原本的初心。

我們的格局決定我們的高度，我們的高度決定我們的擔當，我們的擔當引導我們站在我們想改變的地方。有些人所擔心的社會企業發展走向熱鬧卻失去生命力，其中一部分不正是擔心大家在冷氣房裡討論著社會企業如何賺錢，卻忽略了走進社會問題的第一線與真正需要協助的朋友站在一起？

領導者是「真正帶來改變的人」，不一定得是在上位者，或是有力量讓人們都得聽從。我們可以從關鍵績效指標的設定中看見格局與視野，如果我們忘了這些指標背後真正的價值，我們只是把自己做小了。

前年一次因緣際會，有機會訪問喜憨兒基金會執行董事蘇國禎。我想在此借用他的話語來說明格局和社會使命的意義。當他提到有調查顯示在台灣憨兒把當麵包師傅當成第一志願時，他覺得大家共同的努力已經產生了社會正面的影響力。於是我問他，這樣子不就會有很多單位也投入烘焙的事業，競爭者就會增加了嗎？他告訴我這樣很好，他希望大家能夠一起努力讓很多憨兒能夠快樂的工作和付出。他也將為了憨兒生老病死的全人照顧盡一切的努力。如果大家願意學習喜憨兒，他覺得很開心。然後他說，當別人跟隨上來時，基金會早已經準備好下一階段的發展。他一點也不在意喜憨兒是否需要是社會企業，但是這番話讓我看見了真正的社會使命與格局。

踏入社會企業的挑戰，不單單只是我們需要提升自己的競爭力，還得時時檢視這些努力是否符合我們的社會使命與價值。有時外在的誘惑會使我們遠離初衷，甚至「社會企業」這四個字的本身就是最大的誘惑。我一直認為，無論是企業、非營利組織、政府或是社會企業，身為社會的一分子，理當為這個社會盡良善之義務與責任，並不需要每個機構都變成社會企業。也許有一天，社會企業會因為社會使命的達成而消失、或是尋找下一個目標、或是轉變成為一個普通但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然而我們所走過的足跡將引導社會走向更好的未來。

「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做偉大的事，但是我們都可以用偉大的愛去做一些小事。」德雷莎修女如是說。

幾年前有一回到某大學分享社會企業的經驗，與會的同學很直率的問我，我們公司大學畢業生的薪水有22K嗎？這問題讓我很尷尬。我告訴他，很慚愧，我們公司的能力還不足，原則上目前大學畢業只能從25K開始起薪。高中畢業的話也只能從22K起薪。22K好像成為一種「夠好」的底限，或是「有良心」的底限。

薪水應該怎麼被定義(或定價)，涉及很多很多的層面。然而22K卻是一個很具有爭議的數字。如果想了解22K的由來，可以參考維基百科對「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的說明。22K原本是政府補助大學畢業生到企業「實習」的一個特別方案，而補助的費用不只22K，包括勞健保費用在內，其實每個月超過26K。這是方案可以想像成全民納稅補助企業僱用「實習生」，用以抵抗金融海嘯之後的失業課題，但在此同時，22K卻漸漸變成了大學畢業生的行情價。我相信這不是政策制訂的初衷。但是這個政策的確產生了某種不預期的負面影響。一旦所有的人都認為22K已經夠好了，那麼也就夠了。甚至有些單位開玩笑說：那麼我們就出23K來搶人才吧！

也許，這並不是最糟的狀況。當我們運用政策的資源補助非營利組織僱用工作人員時，我們同樣會擔心組織規劃申請的工作，取代了原有人力的需求，甚至是把原本志願服務工作取代掉。換句話說，一件組織原本要做的事情，透過政府的輔助，要嘛把原來要付的薪水轉價給政府支付(而且是以最低薪資)，要嘛把原本不用付費的工作轉成付費工作(但卻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得到)。也因此我們常常不厭其煩的要求單位，要釐清補助人力不能取代組織應備人力需求，同時請組織說明如何設計志工與補助人力的分工職掌。我們不希望因為補助而摧毀了一個組織的永續發展能力，包括職工與志工的支持。

生活需要費用，因此如果想要投入一個事業或志業，常常得要先顧飽肚子。因為這樣的限制，確實讓一些想要投身社會服務或是社會變革的年輕人，無法全力以赴或是放手一搏。對一個社會企業的工作者而言，我理解並認同從事這些工作，一定需要得到足夠的支持。但在此同時，我也必需指出如果我們以有償當成促發志願服務的動機，我們可能正在摧毀某種美好。

從無價到有償，其實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舉例而言，原本某個單位有一些活動，是依靠志工發想和參與，後來因為能配合的志工減少(要工作)，因此活動面臨斷炊。但是單位「想要」持續這樣的活動，因此認為如果能夠提供費用，也許就能夠吸引有意願的人來執行。就我個人的猜想，也許這麼做會有幾點影響：首先，某些志工會把這個機會讓給有需要費用的其他人，反而降低了參與。第二，當某些活動沒有費用，某些活動有費用時，一旦產生比較，有時就很難平衡或是鼓勵大家參與付出。第三，費用可能有限，完全不符合市場機制，但是卻可能成為一種標準，而且是過低的標準。最重要的事情是，一旦成為一種有給的工作，那麼志工就不再是志工，各種要求的標準也會改變，不只是單位得要求工作人員，工作人員也同樣會要求單位，例如準時發薪水。

我個人並不贊成原本理當由單位僱用的人力，因為沒有錢全部凹志工付出；同樣地我也不贊成用「付費」來激勵「志工」參與。如果志工都不想做，我們可以先想想為什麼會如此？是不是我們做的事情只是滿足了我們自己的需要，卻不符合志工的需求。如果這件事很重要，應該要持續做，找不到人，也可以付錢請人處理，不過這就不再屬於志工的範疇了。

這當然是我的一己之見。志願服務是件非常珍貴的事情。透過志願服務，我們創造的不只是一件「事」，而是真正的奉獻。有人說，這就叫累積天上的財富。我很好奇，有些人連人間的財富都不在乎，更何況美好天堂中的財寶呢？對他們來說，苦難世間一個溫暖的微笑，可能比天上閃亮亮卻冷冰冰的黃金更閃耀，更輝煌。我認為從無價到有償，我們理當仔細思考合理的範疇為何，應當如何區分以提出相應的服務方案，以避免「付費」摧毀了某些美好。

http://zh.wikipedia.org/…/%E5%A4%A7%E5%B0%88%E7%95%A2%E6%A5…

昨天晚上，我哭了兩次，因為劉老師安詳地走了(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902000418-260115)。我為劉老師祈禱與祝福。一起參與劉老師工作坊的劇團夥伴與同學們，都十分不捨與難過。

二○○七年十二月初，因為你說我演劇團受邀在六家文化節中演出，第一次有機會與劉紹爐老師面對面相遇。第一次見面是在記者會上，第二次則是在我們演出結束後的作客身音工作坊中。

在工作坊裡，老師分享了這些年來他所累積經驗的精華，並提供給一般社會大眾。他說，我們每天都會洗澡，但是從來不洗自己的心。在資訊爆炸的現代社會裡，我們受到太多外在的影響和束縛，沒有機會好好的照顧自己，調整自己。劉老師分享的方法，正是我當時所需要的。

那一年，正是我正式踏入社會企業創業的時期，而我被許多事物困擾著，其中之一即是我和藝術之間的關係。劉老師告訴我們，藝術家的風格不在外在，而在於與自己很久以前的自我(靈魂)相遇，一旦我們和內在的自我連結，我們的藝術風格就確立了。劉老師的這段教導給我很大的力量，讓我在劇場的道路上，開始往內尋找屬於自己的風格。

之後，陸續有機會參與老師的工作坊，有時會在社會企業的研討會中與老師相遇。我曾把《即興真實人生》送給劉老師，後來他告訴我，他很認真地看完了，非常喜歡每一個人的故事都可以搬上舞台的想法，並且很期待有機會看我們劇團的演出。我很汗顏，因為那時劇團面臨是否要停止的選擇，而之後我一直沒有機會邀請劉老師看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而今後，也將不再有機會了。

在這幾年間陸續有機會欣賞光環舞集的演出，非常感動。去年終於等到光環舞集在新竹開設十天的工作坊，這也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認真向劉老師學習。劉老師還打了幾通電話給我，包括要我邀請劇團夥伴一起參加，並鼓勵參加的夥伴要參與演出。謝謝劉老師的器重。

我們都知道，劉老師經歷過一次「死亡」，從他的臉上，我感覺到活著能夠跳舞是多麼幸福的一件事情。對我來說，在課堂上劉老師就像太陽，全力以赴並自得其樂，你無法不感覺到他的溫度。更重要的是，在跳舞的道路上，劉老師一直願意把最好的給大家。無論是課程，演出或是平常的交流。工作坊的演出結束之後，劉老師和楊老師還一一和學員道謝。身為一個教導者，我覺得能夠遇見他們並向他們學習，真是太好了。我曾經和朋友分享，參加劉老師的工作坊，學到最多的是態度，除了全力以赴、充滿熱忱之外，也尊重藝術與觀眾。

我曾經不只在一個場合分享劉老師對我的影響。在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到陽明大學「全人生涯開展」課程分享生命故事時，許多同學都對劉老師的話語：「當一個藝術家找到藏在心深處的那一塊『什麼』，他的風格就決定了」印象深刻。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在清大科管所CEO下午茶以「向大師學習─在社會企業創業的過程中指引我的十句話」中，也分享了劉老師的話語。這次到加拿大參加Leadership課程，我的創造性計劃就是結合劉老師教導的脈輪、聲音與舞動，加上自由吟唱編成一隻舞。

劇團夥伴說：劉老師說，人在娘胎時就在跳舞，不知劉老師的靈魂是否也還在跳舞。我想一定是的。願老師一路平安，我們也會一直跳下去。謝謝你為我們帶來的典範，深深的感激。

圖片取自http://www.photoxpress.com/photos-back-adorable-childhood-4824081

幾年前帶領一群即將要帶領兒童營隊的老師們做教育戲劇活動。我用小紅帽做為發展性戲劇的故事主軸，邀請老師們一起探索。在活動的尾聲，我拿起手上的摺扇，邀請所有的老師參與一個創造性戲劇的遊戲：當小紅帽回家之後，媽媽會送小紅帽一個禮物，也就是這個摺扇，那麼這個摺扇可以是什麼(除了摺扇以外)？

當時大家分享了許多有趣的點子，包括狼煙(可以通知危險)、電擊棒(打擊壞人)、大哥大(報警)、念佛機(引發大野狼的善心)……甚至送小紅帽一陣毒打 (我不是叫你不要在路上玩)。最後輪到我，我分享了我的驚訝。我當時驚訝於大家的創意，同時也驚訝於大家分享的內容有一些特定傾向，例如如何保謢自己，如何讓小紅帽學到教訓等等。我看到了大家的關切之心，卻覺得有些困惑。

於是我問大家，當小紅帽歷劫歸來之後會是什麼樣的心情。大家告訴我，小紅帽很害怕，很擔心……。然後我把手上的摺扇變成一朵花，告訴大家我會給小紅帽一個擁抱。因為媽媽愛她。

那天在對話工作坊時，有夥伴問我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對於社會議題的故事選擇運用拼貼形式有何想法。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這幾年來保持一種一致性，也就是我喜歡拼貼這個形式，特別是用在演出的結尾。但是我個人不會選擇用拼貼呈現單一一個具有社會議題的故事。

我當時提出我的疑惑。

第一個疑惑是：拼貼的故事是「誰」的故事？
是說故事人的故事嗎？真的嗎？

當我們用了很大的企圖去打開一個故事中的各種觀點，但是這些觀點並不是說故事人所說，而是演員所想，那麼，我們憑什麼說這就是說故事人的「經驗」？還是說我的經驗比較少，所以遇到的拼貼總是讓我覺得故事已經不再是說故事人的故事了？

當然，把說故事人的故事當成一個共同創作的素材，也是做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一種態度，只是這種態度和我不同。

第二個疑惑是：為什麼這些不同的觀點要由演員透過某個人的故事來說，而不是由其他的觀眾透過他們真實生命經驗的分享來說？

當演員透過開場的儀式放下自己，告知所有的觀眾演員已經準備好接納任何故事和角色的挑戰，建構了一個「被信任」的場域，這種努力能促進不同經驗背景的觀眾的分享意願。然而，演員的自發性依然存在並成為一種支持，這個自發性和「我想要在別人的故事中做些什麼」不太一樣，而更接近於「我在故事的情境中扮演某個角色有可能會是這樣」。這是一種冒險，特別是當說故事人沒有特別描述這個角色的細節時。用這個觀點，我覺得用拼貼「呈現」一個有關社會議題的故事，常常超越了「我未知但我願意冒險」，而進入一種「我已知所以我介入」的更大的冒險中。

我們能更多一點相信觀眾嗎？

第三個疑惑是：拼貼的形式就成為「一場戲」，目前的發展是否成熟？抑或只是一種非常片段的呈現？若是後者，會不會造成故事的核心失焦？

拼貼是一個很好的練習，運用在社會議題多方面的覺察，我覺得很有助益。不過要提升成為一種演出形式，特別是在社會議題中，我覺得還有許多發展空間。我會用拼貼來結束一場演出，做為一種回顧，也會嘗試用拼貼做「夢境」或是非常片段地「回憶」。演出一個單一的故事，我會非常小心，像是羅生門這一類的故事，也許適合。

一場戲的成熟，不應只有演員的觀點，也要用觀眾的觀點去審視。

以下有幾篇之前寫的文章，約莫可以呈現我對拼貼和社會議題之間的想法：

〈當一人一故事劇場遇見社會議題〉http://jesterlee.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11.html
〈拼貼不是角色介紹表〉http://jesterlee.blogspot.tw/2011/03/blog-post_28.html
〈喜歡拼貼的原因〉http://jesterlee.blogspot.tw/2009/08/blog-post_1344.html
〈和諧的追尋－－你的眼中的我的眼是否如我的眼中的你的眼般清澄〉http://jesterlee.blogspot.tw/2008/12/blog-post_08.html

最後，引用〈台南大學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觀後記〉http://jesterlee.blogspot.tw/2008/10/blog-post_25.html一文的省思做結，而隨著經驗的累積，我漸漸學會澄清自己的意圖，而非受「困」於過去被教導的內容或是技術上的選擇：

站在舞台上，無論是身在樂師、演員或是主持人的角色，常常要思考幾個基本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how)的問題。如何完成這場演出，如何呈現這個故事，如何邀請觀眾分享，如何進行這個形式等等。對於初學者而言，能夠順利地以形式將故事或感受表達出來，就十分難得了，畢竟要保持專注的聆聽和克服即興的恐懼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第二個問題則是「什麼」(what)的問題。分享者分享自己想說的內容，而演員依照有限的訊息用演出填滿舞台，在演出之間，有許多的儀式和形式可供參考，一旦演出開始，演員就得自己面對故事和觀眾。對於初學者來說，能夠掌握到故事的核心並將之呈現出來，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少部份的人有時會過於專注舞台效果而偏離了故事的核心。

第三個問題則是「為什麼」(why)。雖然思考觀眾為什麼分享或是不分享、故事中的角色為什麼會這樣行動、為什麼主持人使用這個形式、為什麼說故事人在述及某件事情時有不調和的肢體動作等等有其價值，但是我們站在舞台上，更重要的可能是思考我們為什麼站在這裡、為什麼要做這件事、為什麼有這種感覺和為什麼要邀請這位觀眾。

如果我們尊重觀眾或是分享者的意願、尊重他們所信仰的真實，其實透過全然的接納，積極的傾聽，運用直覺與自發性，就算只是將說故事人的故事用最簡單的方式呈現出來，也能產生很大的力量。然而，問題常常並沒有標準答案，提問的目的常常也只是為了讓我們停下腳步好好思考和觀察。

    我們應該替觀眾思考而讓觀眾看見，還是讓觀眾看見以觸發觀眾自行思考？
    我們應該投身進入演出抑或是疏離加以批判？
    我們應該建立和觀眾親密和善的關係還是挑戰觀眾的期待？
    我們應該耐心等待或是向前推進？

這些選項的背後，所有的選擇都帶有更深層的意義，那是身為一個playbacker不斷會面臨到的課題。

昨天的開放團練，有幾點思考。

首先，原訂的計劃是做接觸即興以及情緒站位的活動，然後再進入流動塑像。這個設計希望透過同一事件不同的心情來開啟對話。後來發現大家都有些累，似乎是受到了大雨的影響，於是臨時變更活動。先做按摩，然後做哥倫比亞催眠，然後再進到心情的形象劇場，最後用流動塑像check-in。

原本的設計沒有想要說很多，開放團練就是練習和接引。不過有人覺得有需要，我就多說一點。活動最後，有夥伴問原本說好的「對話」在哪裡呢？我才發現，我好像沒有刻意地點出對話這件事情。但是也有夥伴覺得有許多對話在發生。

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場域裡，對話是否要很刻意才會發生呢？我覺得不一定。有時我們只做很少的事情，對話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當然，我們得先定義我們的對話是什麼。對話，對我來說，是一種存在的方式，透過建立一個彼此信任的流程，促進彼此的理解。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有許多的對話正在上演。最容易想像的是不同的說故事人以分享親身經歷來產生對話，然而這不是一人一故事劇場上對話的全部。

一人一故事劇場中的對話，有主持人、演員、說故事人、觀眾的人我之間的對話，也有自己和自己、過去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自己和所扮演角色之間的內在對話，也有故事、背景(如歷史、文化等)、場域之間彼此的對話，以及更深層的潛意識甚至是超我的對話。

主持人有時扮演著維繫這個信任流程的重要角色。例如，如果主持人表達出對某個立場的支持，有可能讓不同立場的人不願意發表意見。當然，這並不表示主持人就一定得中立或是沒有立場，有時過度的保持中立會造成刻板或是虛偽的錯誤印象，主持人可以選擇真誠的表述，但是也需要保持對「不同聲音」的覺察，並提出誠摯的邀請。

傾聽但是沒有聽見(Listening but not hearing)，是對話的障礙之一。我們常常誤以為我們在傾聽，但事實上我們忽略了我們在「聽到」之前，有些聲音早已經被我們排除在外。

我很喜歡一句話：全然的接納就代表對方無需要改變。我試著用這樣的心情站上舞台。我明白多多少少還是有個自我會跑出來搗亂，但是正因為我保持著警惕，所以至少能夠讓自我在某個界限之內欣賞流動的發生。而演員這樣的努力，會讓觀眾有更大的信任分享自己的故事－－至少，不會擔心自己會被批評。

結束時有夥伴說他原本以為我會講很多理論的東西，沒想到我一開始帶活動就一直帶到結束。嗯，我得反省一下平常是不是說得太多了。對我來說，工作坊、教課、團練、開放團練、演出和透過演出進行教育訓練，是不同的事情。開放團練是以接引大眾和玩耍為主，不是嗎？: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