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小C在Veronica老師那邊學習的狀況。他說,大家都很直接,覺得演得不好的地方,就會直接說,然後再試一次。甚至是兩次三次的反覆練習。

也許是文化上的差異,我覺得這種作法在台灣並不太容易推展。有些夥伴做一人一故事劇場,喜歡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尊重和溫暖,但是有時卻會少了一點進取心。有些夥伴則很積極,看到別人遲遲不肯前進就會生氣,好像又少了一點悲憫心。

有一陣子常常在想,我應該一開始就嚴格地要求某種門檻,還是找些方法讓大家能夠次第接引大家?後來,我漸漸地覺得如果團體的目標是要提供服務,那麼從一開始就設定比較嚴格的作法,也許會好一些。

一位夥伴離團體而去,某個程度上是因為在團隊中無法感受上進的動力。我自認為自己算是認真的了,但遇到把團練當休息的夥伴,或是認為自己不行就隨便做的夥伴,也只能想辦法鼓勵他們。對於離去的夥伴,我有一些不忍,卻也只能接受。

其實很多夥伴站上舞台想要服務他人,是很勉強的。至少,服務他人的熱忱小於服務自己的熱忱。還記得有一次在演出流動塑像時,只有兩個人出來演,另外三個人呆在那兒沒有加入。阿坤打斷了演出直接送給說故事人。在討論的時候,阿坤問大家,如果我們的目的是「服務」觀眾,那麼是先站出來演出一個不一定對的雕像比較好,還是呆在那邊讓觀眾等很久比較好?何者才算是服務觀眾?類似的問題在我們到台東演出時,又再一次被阿坤問起。換句話說,我們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沒啥長進。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我允許夥伴在「想不到」或是「感覺不到」任何其他可呈現的面向時,可以複製前面夥伴的演出面向。其結果是縮短了等待,但卻少了多樣性。某幾位夥伴甚至每一次演出都只是重覆前面夥伴所表達的情緒,讓演出流於平淡而無味。可悲的是,不久之後我就發現這已成為一種習慣,一旦成為習慣,就很難再改變。

對我來說,這是寬容之後未能再積極推一把所導致的後遺症,我應該為此負起責任。

有時我會覺得給予方便其實只是低估了夥伴的可能性。我們需要的不是降低標準,而是提供可以漸次達到標準的許多臺階。一旦標準降低而成為習慣,就很容易停止前進。也因此我在法鼓帶領青年團隊時,自由發揮不允許任何事前的討論,一對對不從拉扯做起,流動塑像要求大家要呈現多方面的情緒,或是同一情緒的不同表現,或是限制使用語言的次數。當然,並不是每一個人的準度程度都一樣,有些夥伴的自信並不足夠,有些夥伴則常常陷在自己的泥淖裡。

有時看到其他團隊的夥伴也有同樣的困難,就會感到唏噓。很多時候,我只能說那和我所學不同,卻無法多說些什麼。畢竟每個團隊都有其自己的風格和學習歷程,就算自己的團隊夥伴,也常常會跟不上其他夥伴的步伐。

我明白,只有一顆善良的心和熱忱,並不足以提供好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服務。這麼說並不是認為一人一故事劇場一定要經過專業的演員訓練才能夠服務他人,反而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和自己真實的在一起。

一旦站上舞台,人就會變成透明。

如果我們承認自己只能給出爛服務,那就不要讓別人有過高的期待。夥伴常常會覺得要讓別人知道什麼是一人一故事劇場,最好的方式就是請他去參與一場完整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我非常認同這個觀點,但我也明白不僅是如此。如果我們只能給出爛服務,我們就要承認我們呈現給他們看的是一場爛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服務。

之前一位朋友看了我們的演出很喜歡,但他的朋友在別處看了專業劇團的演出似乎不這麼喜歡。也許我們的演出技巧沒有這麼好,但是我們很努力,很真誠,能夠讓大家感受到在一起的感覺。這是朋友分享的看法。

我不知道真正發生了什麼,但是我明白其間一定有一些重要的核心要素,讓看起來不專業的演出成功,而專業的演出失敗。但下一次換不同的人來觀賞,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

指出問題比改變容易許多。有些非常敏感而犀利的人,能夠指出問題所在,但卻提不出任何有效的改進策略。這一點看看我們的媒體或許就能夠理解。一個人要改變,有時涉及於許多面向。我曾提出ROAD的模型,亦即資源,目的,途徑和趨力四個面向。趨力對應的是改變的意願,資源則是一個人的能力,途徑是引導或探索的方法,目的則是判定是否改變或是成功的指標。有時參與者的目的只是在於快樂地玩一人一故事劇場,因此任何讓他覺得不快樂或是有壓力的事情,就會產生抵抗。因此我們甚至得重新激勵大家,設定新的目標,調配資源,找到合適的方法,才有可能前進。

由於一人一故事劇場涉及於真實,因此框架只能是個輔助,踐履終需回到每一個人身上。我曾和夥伴分享,站在舞台上,有時候會不自覺的以為,我是用我的靈魂說給觀眾的靈魂聽,演給觀眾的靈魂看。那是一種靈魂和靈魂之間的對話,也因此,我不過只是一個容器,一個外殼,一個媒介,我盡力扮演好我的角色,或許那就是一個祭司的角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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