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本事件內容由觀看媒體報導＜如蘋果日報、Nownews＞和網路評論得知，以下為筆者的反思，若有理解錯誤，還請告知以便修訂，感恩。)

這陣子最有趣的新聞之一，就是李家同教授應邀到台大宿舍演講，結果只來了六個人（小貓兩三隻，2X3=6），於是李家同教授掉頭走人，同時還說要寫信給台大校長。由各方報導中理解，同學似乎對李家同教授的「拂袖而去」感到憤怒。

也許李家同教授的離開是正確的選擇，因為他動怒了。無論他動怒是因為什麼原因，一個講者如果帶著這樣的情緒，是否能夠完全執行原有的任務，不得而知。對觀看新聞而得知訊息的人來說，並不知道當時真正發生了什麼。也許是因為主辦單位一開始和李教授的溝通，讓李教授有錯誤的想像，才導致他的不滿。當然，這也只是我的猜測。

李家同教授和我的關係很淺，如果說硬要扯上點關係的話，那就是我的大學畢業證書上，蓋著李家同代理校長的大印。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對李教授是有偏見的。這偏見來自於大學時一位學姊在申請轉系時，受阻於李教授(時任清大教務長)的百般阻擾。雖然我一直覺得轉系也許並非最好的選擇，但是阻止這件事情的態度，卻足以顯示李教授所背負的一種「父親的責任感」。

所謂的「父親的責任感」，是九二一地震之後，當時的李校長決定讓學生到台北繼續讀書時，我曾和我的指導教授討論到這件事時，我對李教授的形容。我覺得李教授太像是嚴父，總覺得自己是本於對孩子的愛而做出各種最佳的決定。這種力量讓李教授投身在偏鄉或弱勢孩子的課輔上，同時也一視同仁地加諸在大學生和社會身上。我並不知道這種感覺是否是種「父權心態」，但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個特質同時讓李教授成為受人尊重的人，同時也成為受人批評的人。無論是在當中部某大學校長時的外宿門禁事件，或是九二一地震之後的「帶學生北進」事件，或是李教授近年來對大學生的某些「指導言論」皆然－－這也是我還沒有改變我對他既有印象的原因吧。

聯合報上有一則社論，問大眾：「聽眾只來六個，你開不開講？」我的回答是「why not?」

曾有一次，我自己舉辦活動，在第三場活動時，全場只來了一個人。而且，他因為找不到地方還遲到了半個小時。我為活動提早到了半個小時，然後靜靜地等，心情自然不會很好。不過，當他來到上課的地點時，我依然熱忱地講了兩個小時，同時還為他調整我的內容，儘可能符合他的需求。自從那次的經驗之後，無論有多少人來上課或是聽講我都很開心（事實上後來還真的發生了類似的事情呢！感恩當時來的那位朋友帶給我的勇氣）。

這是我的選擇。對我來說，問題不是來幾個人，而是我分享的熱忱，和我對來聽講的人的熱忱的回應。演講和我都不是「商品」，如果只來了一個人，也許那個人就是唯一對的人。掉頭就走，可能同時浪費了自己的時間和努力趕來的人的時間，同時還會傷害了彼此的熱情。某個程度上，這可能是用「別人的錯誤」來懲罰「有心向上的人」－－雖然，別人不來也許根本談不上是種錯誤。

當時到場卻被李教授「懲罰」的學生的聲音，我覺得值得去理解。學生在網路上罵李教授，有時會過度渲染，不過心情倒是可以接受。至於李教授所呈現的風範，則是李教授的「無言之教」。如果社會大眾對李教授有過度的期待，我覺得對李教授也很不公平，他只是李家同而已，就如我二十年前所知的李家同教務長一樣－－他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還是充滿熱忱地開講，我反而會覺得……他變了，並且會為他感到開心。

李教授對台灣社會是有貢獻的，雖然並非所有的事情都能有正向的迴響。而且他有時說的話還真是「一針見血」，只是可能他扎針的地方和原先的預期有時會不太一樣罷了。

我這樣講，會不會也有點……沒有風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