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對你來說只是一個故事，對別人而言卻是生命中不可承受的痛。」這句話是我在上彭雅玲老師的工作坊時聽到的，當時彭老師正在分享這十幾年來從事口述歷史劇場的經驗。當這句話一閃進我的腦海時，我的心中強烈被敲了一下，同時眼睛也亮了一下。

最近，正和幾位朋友討論在撰寫「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紀錄文章發表時，是否要向說故事人取得同意，才能刊載他的故事。有一位朋友覺得，基於保密性的原則，應該要完全取得當事人的同意。另一位朋友則覺得，在公開的場合演出，似乎不同於工作坊，當說故事人願意在公開的演出說出來時，隱含著更高被聽到的意識存在。他同時也表示故事本身具有的意義和力量，並提醒應該避免二度詮釋和藉此批判。

他們兩位的想法我都同意，但是也並非全然同意。就我的想法，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存在著一種隱形契約：說故事人說故事，演員在舞台上演出當成一份禮物送給說故事人和觀眾。因此演出是當下的，一旦脫離了演出的場域，任何超出授權的描述，自應取得當事人的同意。

然而公開演出的確具有某種公共性，而每一個人的經驗也是真實地存在，當我為了表述我個人的經驗而不得不引述某個故事時，就涉及於「比例原則」。如果當我描述一個關於老師的故事，或是一個父親為了孩子而努力的故事就足以描述時，對於說故事人或是其他讀者而言，一般而言並不會披露個人的隱私，但如果我想要引用這個故事裡的劇情和細節，理應取得說故事人的同意。

另一方面，對於故事的再詮釋和對於演出的詮釋則是兩件不太一樣的事情。這也是我在去年做人權議題紀錄時的苦惱：用什麼樣的方式能夠為演出的紀錄加上說明，又不會產生太大的問題。於是我為每一張照片眉批了一首簡單的詩，這眉批是對照片的詮釋，某個程度上也是對故事所指涉的議題的論述。

最終，我沒有考量到另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對我們而言可能只是一個故事，但對故事中的當事人和其他的人而言，究竟是什麼？當我們在演出一個故事時，如果故事中其他的重要當事人在場，我們會詢問他們的看法，然而那些沒有出現在現場的人，我們如何表達我們對他們的尊敬呢？在演出中我們明白這是某一個人的觀點，而我們也願意服務這樣的觀點，但離開場域之後，我們又應該如何面對這個觀點呢？

舉例而言，當我在公開的演出中說出了我家庭中的一些故事，像是我媽媽昨天和我阿姨起了一些衝突，而這個故事被公開(也許是透過花名或是匿名)在其他的紀錄之中，我個人的同意是否已經足夠？對我母親或是我阿姨而言，這可能是非常非常心痛的歷程，但對我而言，只是一件發生在身旁的故事，而在訴說故事的同時，我也訴說著我的批判。

劇場的即時性是劇場的魅力所在。那些影像紀錄中得不到的現場感，是我們樂此不疲的原因。然而我們也不可能忽視每一場演出都是一種集體共創的歷程，這也是我們會在工作坊中請參與者遵循保密的原則，而不會在開放式的演出中要求觀眾的原因之一。

在演出的現場，說與不說的決定權在觀眾身上；離開了現場，說與不說的決定權在我們的心裡。而當我們想到了故事中其他角色的立場，也許我們才能明白故事被分享背後真正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