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你看見的世界，與我存在的世界不同。

反之，亦復如是。

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牯嶺街小劇場，「觀賞」了一群視障朋友的演出。說是「觀賞」，不若說是「見證」。我們見證了一群朋友的努力，也見證了人的可能性。

眼睛看不到並不值得悲傷，值得悲傷的是明明眼睛看到了心卻始終不曾看見。

這是一場令人動容的呈現！一開場的四個戲劇片段，有不友善的交通和友善的無障礙環境，有別人貼心的照顧，也有不斷地質疑與漫罵。隨之而來的一人一故事劇場，也讓我們感到驚奇－－連「明眼人」都不容易做好的呈現，視障朋友的表達並不遜色。

夥伴說：「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們看到了好的一面，也看到了受限的一面。

在這個特殊的場域中，對一人一故事劇場人而言，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首先，演出對我們而言是一種「服務」－－服務說故事人和觀眾。這場演出證明了視障朋友有能力服務他人，同時也呈現出服務所需要的準備並不容易。當演員要以一人一故事劇場做為服務的媒介時，首先要放空自己積極聆聽，接著進入中性演員的角色，再行詮釋劇場中的角色。我們經常覺得說故事人說的不夠，對於視障朋友來說，缺少了視覺的覺察，能夠得到的資訊更少。我們也常認為公民演員之所以讓人感動是緣於生命經歷的雷同，但視障朋友所承載的生命經歷卻與我們有所不同－－他們存在於一個不友善對待的環境，縱使我們的確活在同一個世界裡。

同理他人是困難的，準備好自己也是困難的。這也是當我們以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內涵去審視這場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呈現時，會發現如果無法有效地執行儀式，沒有辦法準確地經歷演員四重性的歷程，演員只能用「自己」去呈現角色，就可能會失去為他人服務的氛圍，而成為透過他人故事來呈現自己的狀態。

再則，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更基本的命題是「平等」。為什麼我們要視障朋友演給我們明眼人看？當說故事人說故事時，是否會因為舞台上的演員是視障朋友而有所保留？觀眾踏入劇場是為了被服務還是服務演出者？演員和觀眾是否能夠真實地站在一起呢？

我和劇團的夥伴說，也許，在開場的四場演出之後，做一場熄燈（或是昏暗下）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感覺會更棒。

刻意地要求熄燈，對某些人而言或許矯枉過正，但如果這不是正當的，那麼我們又如何詮釋視障朋友在燈光下演給我們看時的場景？

我們是不平等的，至少在我們的心中，存在著某種不平等的期盼。

某位劇團夥伴的批判更為嚴厲，因為他感受到了很大的不舒服。我多少明白這種感覺，那是一種存在在觀眾和舞台間的不平衡。我們討論到一人一故事劇場做為工作的方式和演出的方式之間的不同，也討論到一旦演出停留在表面，以及演員沒有準備好時會發生的情境。

說實話，我無法明白視障朋友所遇到的困境，但我多少可以感受到環境給他們的壓力。我的母親是重度肢體障礙者，她還曾一度擔心是否這樣的基因會遺傳或是隔代遺傳給下一代而充滿罪惡感，原因不過只是一個立法委員的助選員為了拉票在她面前胡扯。

最終，我要為這場演出的所有朋友（無論是支持者或是視障的朋友）表達我的敬意與讚美。我感受到了他們的努力和用心，以及存在在他們身上的可能性。對於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也讓我反省到準備的困難，以及存在在世間的不平等，這對我再次踏上舞台時將提供很大的警醒作用。

我相信一定存在著一種更適合視障朋友呈現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形式，那可能不是我們慣用的流動塑像、三句話或是大合唱，也許，是另一種更貼近靈魂才能看見的劇場模式吧(目前想到的形式，諸如詩與樂師，聲音的大合唱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