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主持人，和劇場的導演不同，也和一般的主持人不太一樣，是一種獨特的挑戰。在《即興真實人生》一書中，Jo Salas特別提及了這個角色的困難。然而，男性和女性在做主持人的時候，是否會讓說故事人或是觀眾產生不同的感覺，進而造成分享故事時的差別呢？

最近在翻閱《創造性的采訪》（註），在這本書的第六章中，特別提到了「男記者的採訪和女記者的採訪，會不會產生不同」這個有趣的議題。

書中提及，因為男性常常會把「談話」當成一種「競爭」，一旦變成競爭，就有著不能輸的擔子。所以在男性記者採訪時，會讓男性的受訪者感覺到如果太過坦誠，就會居於「下風」，因此處處設防。相反地，如果換成女性的採訪記者，就不太會發生這種情形。

書中也引述了學者專家的研究，發現男性說話的方式比較像老師，而女性傾聽的方式比較像學生；男性說話比較直接，女性比較慎重；女性善於運用舉止來表現出自己已經融入事件之中(了解對方並欣賞對方)，男性則常做出旁觀者的姿態，表明自己的獨立。男性比較容易拿對方尋開心，但女性則否。另外，如果交流失敗，女性比男性容易接受對方的批評。

然而事實上，雖然男性在採訪上的風格不同於女性，但是這並不表示男性的報導都具有攻擊性，而女性的報導必然是褒過於貶。有時也會出現恰恰好相反的情形。雖然男性很少點頭、微笑或是說「是」，但是當男性這麼做的時候，常常代表著同意；反之，女性常常運用非語言溝通來回應，但是有可能只是表示「我聽到了」。

無論是男性或是女性，書中強調了「溫柔提問」的重要性，還有非語言溝通的運用。不過讓我比較好奇的是有關提問過程的三個要素：假設、問題本身和回答。透過這三個要素的分析，能夠提供我們在做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主持人時，一些有用的參考。

有時我們會在提問中加入我們自己的「假設」，這些狀況可以從提問的問題中找到蛛絲馬跡。下次在收看政治立場鮮明的電視台新聞記者訪問不利於政治對手的新聞時，就可以明顯地看到問題中所帶著的「假設」。如果仔細注意形容詞的運用，說不定還會發現記者的「企圖心」。舉例而言，如果記者訪問路人：「你對某市政府的這個決策，是不是感到很不滿？」這句話便帶有「你感到不滿」的前題或是假設。如果路人甲回答說：「沒有這麼嚴重啦。」記者並不會解釋為「沒有感到不滿」，而會傾向解釋成「不滿但尚可以忍受」(不是「接受」哦)。

我們常常說事情要往正面看。對於問題的本身，正面的問題和負面的問題是否也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呢？有個有趣的研究報告顯示，採訪的問題是正面或是負面，對被訪者而言並沒有太大的差別，然而在受訪者回答時，如果得到了正面的回應(如點頭微笑和肯定)，將比中性的回應(不點頭不微笑也沒有肯定)產生更好的成效。因此書上建議，傾聽並對受訪者的回答做出正面回應，比提什麼問題更加重要。

至於受訪者回答的部份，有時可能只是「回應」而非回答（回覆問題的答案），這顯示出被訪者正在逃避或是有所設防。此時如果能夠溫柔地給予支持，也許會讓受訪者更容易打開心扉。

回到一人一故事劇場中，主持人不像記者一樣有義務去探究「真相」或是「別人的隱私」，也不像諮商人員一樣需要協助當事人做「自我探索」。因此既不用考量說故事人是否戴著面具，也不用糾正說故事人是否省略了某些細節，扭曲了某些概念或是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當演出上演時，會有一面神奇的魔鏡照著說故事人，在這個故事告一段落之後，也會有其他的觀眾提出自己的故事來回應剛才的故事－－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

分享一次讓我印象深刻的經驗。在某次演出中，有一位年輕的觀眾分享了生病對他產生的負面影響，隨後有一位年長的觀眾分享自己在一場病中領悟到某些人生道理，因此他把生病當成上天賜予的恩惠。然而在演出之後的討論中，有一位患有先天疾病的觀眾表示無法接受這位年長觀眾的觀點，因為他為了對抗自己的疾病，幾十年來一直飽受折磨。

在演出中，我們常常會見識到人生的真實面貌，也會有許多不同的觀點（其中也包括許多不同於我們的觀點）透過故事交流著。藏在我們心中的問題不一定會有答案，我們也不該要求說故事人、主持人或演員給我們一個標準答案。

或許正因為沒有人能給我們答案，所以我們的心才能漸漸成長。

好的問題引導有助於訪談的流暢性，但是傾聽和正向的回應更為重要。一旦主持人表現出尊重與接納，說故事人和觀眾就會期待上台分享，而故事也會源源不絕。

---

（註）"Creative Interviewing, the writer's guide to gathering information by asking questions", Ken Metzler著，簡體中文版為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李麗穎譯。這本書是很多新聞採訪課程所採用的教材，尚不知有無繁體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