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心理學實驗,名叫「看不見的大猩猩」(the invisible gorilla)。如果您不曾看過,可以上網觀看這個影片。當影片開始時,您只需要計算穿白衣那個小隊彼此之間傳球的次數即可。

對某些人來說,這個影片提醒我們視覺的有限性,對於「視而不見」理應有更深一層的認識。然而人類的錯覺並不只限於此類視而不見或是聽而不聞的「注意錯覺」。在丹和克里斯所著的《看不見的大猩猩》(簡體中文版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還提到了其他幾個錯覺。其中「記憶錯覺」引發了我的興趣。

簡單地說,人類對於高度情緒相關的經驗,會有比較鮮明的印象。然而更清晰不代表更準確。記憶常常會出現和他人所描述,或是和過去自己的印象,甚至是和錄影不一致的狀況。我們必需承認人類的記憶會受到干擾,甚至可能發生部份重寫的狀況,這就是記憶錯覺。

身為一人一故事劇場人,我們得演出說故事人的故事。當說故事人坐在舞台上分享自己的故事,我們只能以當下的「分享」做為故事的素材。至於分享的內容和當時發生的事情是否完全一致,並非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我們只能憑藉著說故事人的敘述來演出。

故事發生的時間距此刻愈遠,混入其他記憶的機率可能也就愈高。對我們來說,這其實並不構成困擾。比較讓我感到好奇的是,如果記憶的本身有被重寫或是重組的可能,那麼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是否會對說故事人造成影響,進而讓他再一次重組自己的記憶?

當演員演出某些即興的片段之後,說故事人透過自己的想像力詮釋演員的服務,是否有可能重寫自己對原先經驗的認知,以致於認為演員的呈現和他記憶中的真實具有一致性?

如果存在著這種可能性的話,顯然任何主持人希望透過說故事人來驗證故事呈現的準確性,就不是最好的做法。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就會透過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讓說故事人經歷某種更新(renew)的過程--而且這種更新,可能具有另一層轉化或是改變原有態度的價值。

我們可以簡單地想像,說故事人透過說故事的過程,把對某件事的記憶拿出來,然後看著演員將故事呈現在舞台上。此刻,觀看的經驗以及對演出的認知,和原有的記憶相遇,產生某種程度的交互影響。然後,故事再度被放回自己的記憶之中。

這種影響可能只是單純地對比,卻也可能造成進一步的融合。當說故事人看完演出,他可能為原有的經驗找到新的價值,也可能發覺別人用不同的方式看待他。無論何者,說故事人的記憶都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改變或是增刪。當下一次說故事人再度分享這個故事時,分享的內容可能已經有某些不同,而這些不同即可能正源自於前一次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呈現所觸發。

換句話說,說故事人參與了整場演出,同時再創作了自己的故事和記憶。所謂的轉化,或是改變,或是滌淨都可能是參與演出的收穫。相對地,也可能產生負面的結果,例如覺得受傷,被批判,或者是覺得演員不了解他。

在我的經驗中,一人一故事劇場所構築的尊重和接納氛圍,以及演員們所顯露的善意是說故事人願意分享的原因之一。人們願意分享自己甚至坦露心靈,是因為安全和信任。正因為他們願意把自己的故事「拿」出來放在舞台上,才有可能在演出之後收回一個具有「新的可能性」的故事--無論是增加意義或是去掉塵埃。

身為一人一故事劇場人,雖然我們總是盡可能地不加入自己的想法,但仍然難以避免我們的生命經驗融入演出之中,並且成為說故事人重組故事的資糧--正如說故事人的故事也正在滋養我們的生命經驗一樣。彼此交融的結果,使得我們(包括觀眾)共同成長。

一旦我們承認演出中的彼此影響,那麼我們所遭遇到的真正問題,其中之一就會是我們是否有必要刻意地指出說故事人所沒有看見的事--就像是那隻看不見的大猩猩一樣。

看見了真的是件好事嗎?

偶爾在遇到和社會議題有關的故事時,會看到演員們開始用不同的角色來回應這個議題,或是直接對議題提出議論。如果演出的內容並非說故事人所分享,又非一般社會大眾所共有的常識,此時我的心中就會升起一個大大的問號:「啊演員你是覺得你比說故事人更聰明、更有智慧、見解更高、更偉大是嗎?還是你在演自己的故事?」

並非所有和議題有關的故事,都需要刻意地加油添醋,才能夠觸動人們共同思考。以去年在AAEE第五屆年會上的人權議題演出為例,當一個關於遊民權益的故事被分享時,我恰好扮演主角的角色。我嘗試呈現說故事人的內心世界,舞台上所發生的每個片段,都本於說故事人分享的內容。我說出了說故事人的質疑,而其他的夥伴也盡可能地依照說故事人的故事來演出。我們依照故事中每個角色的立場來填補空白,我們正共同的創作一個特別的時刻。

而後,觀眾分享了連續三個和異鄉人有關的故事。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依然本於說故事人所分享的內容來演出。雖然故事的主題相近,但觀眾的經驗卻有著某種程度上的不同。此時,觀眾的故事彼此產生了連結與對話,這是這場演出中我最喜歡的時刻。讓觀眾用親身經驗回應其他的人的故事,而無需演員在舞台上教導觀眾新的可能。演員服務故事,一個一個單獨的故事--就算整場演出有其潛在的主軸甚至是想要討論的議題,演員也沒有必要在某一個故事中「動手腳」。

我唯一可能會表述立場的時機,就是當我從演員回復到一般人時,也就是在結尾的演出時。那時,我不再單純為某一個故事服務,我會分享這一整場演出中我自己的感受,無論是新的發現或是舊的經驗。套一句Jo Salas的話,當觀眾準備好的時候,他會得到的。就像那隻看不見的大猩猩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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