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記得在大學時代，曾經嚮往獨自一個人住在鄉村、海邊或山林，過著自食其力與世無爭的日子。當然，這個夢想一直沒有發生，直到最近才發覺，這個夢想早已被梭羅搶先一步實現了。

記得年少輕狂時，內心充滿熱情，希望能夠改變這個世界，就算是做發動戰爭這一類危險的事也在所不惜。當然，這個願望也一直沒有發生，直到最近才恍然大悟，這個願望早已被布魯諾實現了。

記得很小很小的時候，一直懷疑為什麼有我，如果沒有爸爸和媽媽，如果爸爸和媽媽沒有結婚，如果……那麼我在那裡？我又是誰？誰又是我？當然，這個問題也一直沒有找到答案，直到成為佛教徒才明白，那個答案早在那兒，只是自己不曾真正去尋找罷了。

昨天，藉著回清華大學還書的機會，在圖書館裡尋找梭羅。

其實圖書館裡關於梭羅的書不算多，外文書約莫數十本，雖然梭羅留下了超過兩百萬字的文稿，但真正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也奠定梭羅歷史定位的，大概就是一本書《湖濱散記》和一篇文章〈論公民的不服從〉－－前者讓梭羅成為十九世紀美國最有名的散文家之一，並且和自然主義連繫在一起，後者則對印度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人的社會運動產生實質的影響。當然，這裡並不是故意忽略了《種子的信仰》和其他的著作，畢竟這些書的影響是另外一個層面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尋訪梭羅，光看書是不夠的，親自走一趟瓦爾登湖，過兩年湖濱歲月，或可稍稍親近一下其人其事。和先前尋訪的布魯諾相比，顯然簡單得多(想想，得在地牢裡關個八年，最後被火燒死)。不過對我而言，要做到這樣還是太過於奢侈。所以還是單純地看看書，遙想一下其人其事就好。

在近代哲學思潮中，梭羅的確足以成為一個典範人物，無論是身為一個自然主義思潮的實踐者，或是不合作運動思潮的先行者，他對後世的影響，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許多哲學家不同，梭羅以行動活出了自己的哲學，只可惜他活著的時候不願承擔「領導者」的角色，或者，也幸虧他活著的時候沒有承擔這樣的角色，才讓他的影響力得以如此純粹無染。

某個程度上，梭羅是個憤世嫉俗者，因此有人稱他為美國的第歐根尼(古希臘的憤世嫉俗者)。就這個立場，與布魯諾很像，自是我所欣賞的那一派(嚴格比較，這和譚嗣同這種內心充滿對社會正面期待的另一派先烈們，基本屬性上有所不同)。而和布魯諾的不同則在於，如果布魯諾是一種死的典範，那梭羅必然就是一種活的典範。

也許你會好奇，為何我把布魯諾和梭羅兩個人做比較，其實這只是我個人的好惡而已，而且恰恰好我最近正好在研究這兩個人。這兩個人都算得上是時代的先行者，雖然布魯諾的宇宙觀來自於奇怪的宗教信仰推論，沒有科學的證明，但結論有時卻準確得讓人吃驚。梭羅在這一點就比布魯諾好多了，他如實地觀察和紀錄，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素材(如《種子的信仰》一書)。不過他們都很喜愛大自然，這一點說不定會讓兩人相談甚歡(可惜這兩個人沒機會見面)。

現今的人們尋訪梭羅，某個程度上可能是對目前急迫的工商(或是資訊)社會的失落，企圖能夠回歸身心靈真正期盼的依止，那些我們做不到的，可以靠著梭羅的文字得到「救贖」。是的，閱讀梭羅是一種「救贖」，而這也是我喜歡梭羅的原因之一。如果〈論公民的不服從〉是文以載道的鏗鏘之作，那麼《湖濱散記》就是一帖淨化思緒的心靈良藥。文章原本就可以這麼寫，梭羅同時做到了。

身為一個憤世嫉俗者，有這兩位前輩，可說是十分慶幸，當然，如果想要以他們為典範自我期許，也可能會十分沈重。不過，既然憤世嫉俗，對這些社會的「典範」不屑一顧也無妨！不過就算如此，也許梭羅一這句話仍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我有權承擔的唯一職責，就是任何時候都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案：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