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nd the future, found the way.

這兩天看了Andrew Kirk的《公民抗命》(廉萍譯，香港三聯書站出版)，書中主要分析梭羅〈Civil Disobedience〉一文的影響。其中一段話勾引了我的興趣：(p108)

我們已經看到了梭羅從一個無名之輩到在美國文學界佔據顯赫地位的發展過程。他是美國文學無可爭議的巨匠，無論有沒有讀過他的作品，每個人都承認他的重要性。因此，如果可能，梭羅會對今天的我們說些什麼呢？

很可惜，這個問題永遠無法得到答案，梭羅已死，就算梭羅投生於現代社會，也不再是過去的梭羅(當梭羅臨終前有人問起「來生」時，他的回答是：「一次只有一個世界」)。不過我倒是很替梭羅抱不平，因為梭羅的書不斷地被印刷與引用，但是他卻不曾得到什麼實值上的利益。回想他生前自費出版的作品銷路不佳，而死後日記卻被人整理成書出版，百年之後在美國這塊土地上影響了這麼多的人，不知他是否曾預測到這種「演替」，而悶悶不樂呢。

當然，梭羅想必不會計較這些吧！他想留給我們一些屬於他的珍貴寶藏，那是深藏在內心對精神道德的堅持，那是生活中和大自然對話的一點一滴。他不算是個英雄，至少和死去的布朗隊長相比是如此。他也不算是個影響時代的大人物，和他的老師愛默生、以及後來或多或少受他影響的聖雄甘地以及金恩博士相比，他的事功遠遠不及。

不過縱使如此，也不可忽視人們把他當成是護身符或是同好，這些人包括環保主義者，自然主義者，素食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非暴力和平運動人士或是嬉皮客－－只不過他們從梭羅這顆榆樹（愛默生對梭羅的形容）摘取自己想要的枝葉，卻搬不動也不想搬動整顆大樹。

為什麼這麼說呢？正如同《公民抗命》這本書中提到的例子，人們引用梭羅公民抗命中的文句，把梭羅視為「為追尋更高道德真理而受難的英雄」（因為不繳稅而被抓起來關了一天），是非暴力抗爭的先行者，但卻忽略了梭羅對布朗隊長反對奴役制度所發動的暴力行為的辯解。當然，如果就此認為梭羅支持暴力抗爭的話，或許同樣也過於草率，然而梭羅對於某些情況下使用暴力抗爭手法的同情與理解，也是我們應該正視的事情。

瓦爾登湖和梭羅的關係則是讓人十分玩味，那給予梭羅一片天地的瓦爾登湖，在梭羅的作品受到重視之後，也漸漸地因著大家的重視而受到保護。人們將瓦爾登湖視為「聖地」，而事實上也是如此－－無論梭羅的日記是否公佈於世，瓦爾登湖的神聖不會因此而增益或是縮減。

回到最初引發我興趣的問題：如果可能，梭羅會對今天的我們說些什麼呢？

我不知道答案，如果有誰知道，請務必告訴我。讀高中時準備三民主義考試，我就非常懷疑如果孫中山先生復活來參加考試，究竟能考幾分？他會讚同那些蔣介石先生的觀點嗎？他會不會更同情共產主義制度呢？

作品有其獨特的生命，這同樣可以運用在思想或是人的身上。別的不提，就算是歷史上的佛陀生在今日，他會如何看待現今人們對他的想像呢？或許他早就已經知道這種發展趨勢，只是無緣過問罷了。

詮釋這件事情，的確會依照時空背景的轉換和人們的樣貌而有所不同。別人說些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狀況。所以佛陀才會說：

（２２７）阿多羅應知：此非今日事，古語已有之。默然為人誹，多語為人誹，寡言為人誹；不為誹謗者，斯世實無有。（２２８）全被人誹者，或全被讚者，非曾有當有，現在亦無有。（２２９）若人朝朝自反省，行無瑕疵並賢明，智慧戒行兼具者，彼為智人所稱讚。（２３０）品如閻浮金，誰得誹辱之？彼為婆羅門，諸天所稱讚。～～《法句經．忿怒品》

就此而論，無論是對梭羅正面的評價或是負面的批判，依梭羅的個性，都應該和梭羅無關吧！而就我個人的感覺，梭羅雖然想要做一隻在黎明的屋頂喚醒鄰人的公雞（《瓦爾登湖》的卷首語），但似乎不想要成為太陽。也許，並非梭羅影響了世界，而是世界選中了梭羅。

為什麼我會對梭羅這麼有興趣呢？記得在我學習催眠的時候，老師協助我們探索我們的過去和未來。從小時候到現在過著什麼樣的日子，然後一直延伸到未來。我竟然看到一個小孩子，站在一個像是博物館的陳列櫃前，把一個展示的盒子打開，裡面散發出金色的光芒－－那是我百年後遺留給世人的禮物。

在看到梭羅的生平之後，便想起了這個境遇。梭羅一直是孤單的，生前如此，死後他的作品也如此，一直到百年之後，種子才漸漸地成長茁壯，正如同他在《種子的信仰》裡所說：「我相信種子裡有強烈的信仰。相信你也同樣是一顆種子，我已經期待你奇跡的發生。」而梭羅本人，不就是這句話最好的明證嗎？

今天，劇團到新竹實驗小學做一場小型的演出，由於是上班時間，因此有幾位伙伴無法一同參加。早在出發之前，對於今天可能觸碰的故事，以及觀眾們可能的期待，就已經做好心理準備。果不其然，媽媽們關心小孩，更希望我們能針對她們的問題，提出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或是模擬他們所困惑的角色心中的想法。

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創始人Jonathan Fox曾在一篇論及〈一人一故事（Playback）劇場與戲劇治療、被壓迫者劇場和心理劇的關係〉的文章中，對於類似的困惑提出了他的看法（摘自IPTN網站）：

「和心理劇相反，即便一人一故事劇場是以建設性改變的概念為基礎，一人一故事劇場並不將自身放置在治療的領域裏。也不像論壇劇場，一人一故事劇場並不以假設某個特定觀眾遭受某種『壓迫』做為切入點，而是相信團體成員透過他們個人故事為媒介，必將產生對他們而言是重要的議題。」

「被壓迫者劇場尋找解決方法，但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則否。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故事取而代之成為深層對話的載體，並且不要求一個答案。而且直到今天，我覺得常常會有一種民間智慧(folk wisdom)顯現出來。我們常覺得我們從生活當中得到學習，即使這些故事並不簡單－－或許正是因為他們不簡單。」

「此外，一人一故事劇場和心理劇以及TO兩者相較，比較不依賴話語(word)。在一場典型的一人一故事的演出中，將不會有分享，也不會有討論，更不會去尋求解決方法或對策－－僅僅只是另一個故事。因此一人一故事的戲劇流程，完整地依賴圖像、聲音和韻律，將敘說體現在瞄準於比有意識的思考更深之處的層次上。說故事人經常發覺他們自己被驅使訴說出核心的故事給自己和其他的見證者。在這個強烈戲劇性的時刻，以相同的方式帶給表演者和觀眾們一種創造性的驚奇。其結果是帶來類似於Turner在他的社會劇(social drama)概念中所描述的『社會的改變』（social change）。」

是的，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之中，只有故事，一個故事和下一個故事。故事和故事之間的呼應，會產生一種心靈上的化學變化，在一次一次「觀看」的過程中，允許把問題還給問題，而還給自己一點自由－－也許正因為這一點自由，就足以找到可行的「解決方法」，但這「解決方法」並不是一人一故事劇場預設要提供的結果。

過去的教育教導我們，有問題就要有答案，無論這是否是教育的真實目的，但至少所有的考試幾乎都是如此。我們的世界被「問題－答案」的連結層層包覆，當問號出現時，緊接著應該要有一個句號。但，真的能夠為所有的問題找到答案嗎？

事實的真相是，並非所有的問題都要有答案。我在一次出席某個會議時，看到一位來自美國的朋友，在另一位朋友非常激動地提出內心的焦慮之後，輕輕地說了一句：「的確，那是一個問題。對我而言也是個問題，而且我也沒有答案。就讓我們承認這是個問題，並保留著它。」當時，我想起了一人一故事劇場，於是我學會了還給問題自由，同時也還給自己自由。

我們無法說觀眾也許對於一人一故事劇場有著錯誤的期待，在某一個程度上，今天的演出的確提供了部份的可能，讓觀眾能夠透過一個一個故事的呈現來解決心中的困境，而且這些困惑顯然對觀眾而言是重要的。伙伴們諮商的背景或多或少可以提供一些協助，但我們卻把自己儘可能放在一個如實呈現重演（Playback）的位置上，把自己放空而不期求能給觀眾一個答案。

我們對觀眾和故事的信心，隨著每次的演出而加深。在三月九日團練時，一位伙伴因為這次的活動而感到焦慮，在經過兩次流動塑像的呈現之後，這種焦慮感竟然煙消雲散。她睜大眼睛問我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笑著說：「這或許是一個謎，而且這正是一人一故事劇場所帶來的『神奇的時刻』。」

是的，有時改變的本身就是一種謎。如果硬要我回答的話，我覺得這個過程有點像是《與改變共舞：問題如何形成？如何突破和有效解決？》（Change: Principles of Problem Formation and Problem Resolution）一書中所提及的二級改變，而一人一故事劇場只是提供一個產生二級改變所需要的可能環境－－跳出原本深陷的觀看架構中。附帶一提，我之所以讀這本書，也是團裡的伙伴阿坤建議我看的。

每一次演出，都讓我更加確信，故事的本身所具有的力量不只限於對別人產生影響，對自己也有著重大的意義。有時候情緒之所以累積，只是因為「沒有人知道」。一旦說出來，問題就少了一大半。雖然我們學習溝通，也許對各種介入手法或解決方案如數家珍，但是在現實生活許多框架之中，多半像段譽初學「六脈神劍」一樣，有一招沒一招的，還是「凌波微步」－－逃－－比較有效。然而如果段譽不深陷在愛情的籠牢，這一切或許只是像望著天上的浮雲，任其自在變化，一點也無礙於當下的平靜。

演出結束，看著觀眾紅了眼眶，心中也有著莫名的感動。雖然我喜歡看著別人笑，但是我明白此時觀眾眼角的淚，也是一次心靈上的洗滌。當然，我們並不刻意去讓人哭或是讓人笑，只是多多少少還給淚水一點自由，而這正好也是許多人們所欠缺的。

把故事放心地交給別人需要勇氣，而每一次與伙伴們共同演出，也讓我受益良多。在即興劇場中，每一個人都是主角，也都要為整場演出的成敗負責，而在一人一故事劇場裡，我們一直期許每一位伙伴都是領導者，因為那些共同創造出來的美麗景色，是孤單的靈魂永遠無法觸及的夢幻。

是的，那是個伸手可及的夢幻，而在那夢幻的舞台上翩翩飛舞的，正是你我真實的生命故事。

每個時代的開始，或是每個時代的結束，總有一堆人為此而死。有些人的死成就了一個新的時代，有些人的死則代表一個時代的消失。世界上最有名的死之一，近兩千年來一直被人所追念的，就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雖然自己不是基督宗教的信徒，但是對耶穌基督還是有著極大的敬意，畢竟他的死樹立了一種死的典範，無論他是否死後真的復活。

先前談布魯諾時，特別提到了譚嗣同。譚嗣同是另一種值得尊敬的典範人物，和布魯諾不同，譚嗣同完全有機會逃離清廷的魔爪，但是他拒絕了，並慷慨地說：「我國二百年來未有為民變法流血者，流血請自譚嗣同始！」(出自《清國殉難六士傳》)在梁啟超要求他一起走時，說出「不有行者，無以繼志事；不有死者，無以勵來者」的胸懷(註一)，讓人不禁掉下淚來。而他在刑部獄中，給梁啟超的絕筆書寫著：「嗣同不恨先眾人而死，而恨後嗣同死者虛生也。嚙血書此，告我中國臣民，同興義舉。」這都說明了他已下決心赴死，並希望藉此能夠喚起大眾。生活在承平的今日，只要回想起六四天安門學運至今的狀況，我想大家心中自會有種典型在宿昔的感嘆。

譚嗣同是為了創建一種理想的社會而赴死，和耶穌基督不同，和布魯諾不同，和方孝儒不同，和文天祥不同，和屈原不同，和林覺民不同，也和許許多多人的死不同。恕我所學貧乏，想不出類似的人物典範，不過六君子被斬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場口，這一點卻也和許許多多被公開處死)的人一樣，斬首示眾是為了殺一儆百，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想要知道譚嗣同的思想，《仁學》是必讀的書籍。在其中他對專制的政權提出嚴厲的批判，梁啟超對《仁學》的評價則是：「其思想為吾人所不能達，其言論為吾人所不敢言。」整個《仁學》的概念是以仁為出發點，譚嗣同的想法因受到基督教和大乘佛教(註二)的影響，並以傳統儒、墨等核心思想為基底，希望創建一個「大同」之境，並認為過去中國被秦政和荀子給害慘了：

故常以為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託之於孔。被託者之大盜鄉愿，而責所託之孔，又烏能知孔哉？《仁學》

不過就我看來，雖然荀子的政治理論的確對法家有很大的助益，而且所謂獨尊儒術的本質可能也只是強化法家內在的外衣，但是別忘了「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在獨尊孔孟的道統裡，身為大儒的荀子從古至今恐怕一直沒有受到很公正的對待。附帶一提，小弟在下敝人我對荀子佩服萬分，閱讀《荀子》時可是經常拍案叫絕哩，就這一點上，我和譚嗣同屬於不同掛，另外，我和他對佛學的看法也恰恰屬於不同掛，雖身為佛教徒，但不認為佛能統孔、耶(同參註二)。但是就算如此，我還是很尊敬他。

言歸正傳，《仁學》是很複雜的一本著作，我也還沒能看完，但是我相信如果譚嗣同沒有這麼早死，一定能夠完成整個《仁學》的體系，然後從其中找出一條康莊大道。只可惜他從容赴義，《仁學》失去了更進一步演化和淬煉的可能。像是第一章就由「以太」談起，認為以太是仁的基礎，其觀點恐怕不是完全來自於當時的科學，而是明顯受到了聖經和某些佛經的影響。這不見得是他的問題，過去許多科學上的大人物，事實上還是非常虔誠的宗教信徒，畢竟當時的科學還不足以為世間的所有現象都給出讓人滿意的答案，此時神就成為科學探索旅程最後的墓誌銘。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得回到時代的軌跡上看待譚嗣同的位置。他是一個典範，至少在我看來，他可比布魯諾偉大多了。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布魯諾是科學的烈士，為的是捍衛真理，和譚嗣同這樣的「仁者」追求止於至善有所不同，不過說實話，布魯諾真得沒有這麼偉大啦。

好了。因為《仁學》太過複雜，實在沒辦法看完，所以就暫時不多做評論了。自從納莉風災淹掉我最喜愛的《荀子》之後，好久好久沒有看《荀子》了。當然，辛苦記在書上的筆記自然也一起泡湯，下回有空的話，得再去買一本來好好研讀一下。

(註一)亦有一說是：「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註二)譚嗣同後來皈依三寶，事實上他認為佛能統孔、耶，而孔與耶仁同，所以仁不同。(《仁學》)

有人說(註一)，今天的新聞是明天的舊聞，所以哲學家更關心永恆的事物。這話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如同羅大祐先生的歌一樣(註二)，唯一值得思考的是，永恆究竟是什麼？

永恒或是永恆，在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指得是永遠不變，永久存在。永遠則是長遠、永久，同時也指一直如此、從來如此。

或許我們也可以從英文來認識永恆，我們常用的永恆，有forever、timeless、ageless、eternal等等。基本上這些詞都包括了「永存的」和「不變的」之意，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個意思視為永恆的基本屬性。

附帶一提，中文的永恆如同英文的eternity一樣，有時也代表著死亡或是來生。當我們說某人走入永恆，意思就是某人死去，或是到了天堂(天堂是永恆的喜樂之處)，或是已經不復再改變。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Timeless這個詞，在名詞後加上less這個後綴(詞尾)，意指沒有、缺少、不、不能等等。Timeless或者可以看成沒有時間，或是不隨時間而變化，或是無時間無關。時間是變化之流，如果永恆果然與時間無關，那麼某個意義上便是指「不變」、「永遠存在」，恰恰符合我們一般的認識。

果真如此，就產生一個嚴重的問題。永恆與時間無關，時間是變化之流，如果現在的我們不是永恆，那麼我們就絕對不可能成為永恆。因為我們想要改變，而在時間的變化之流中並不存在永恆(永恆與時間無關)，然而一旦離開了時間之流，卻又不能證明永恆。「剎那即是永恆」正是這種弔詭狀況的體現，這句話說明只有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永恆(也就是不變，與時間無關)才可能存在，因為一旦進入下一個剎那，兩者之間必存在改變(無論是否被認知到)，依照定義，永恆的條件就不復存在。

因為永恆與時間無關，而時間是不斷的變化之流，然而不在時間之流中，恰恰卻又無法辯識「不變」這回事，因此追尋永恆就變得不可能。這也讓我們渴望更進一步地了解，那「變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科學家發現，大至整個宇宙，小至我們身上的細胞，無時無刻不在改變。改變的速率或有不同，但是我們感覺不變的並非真正的不變，而是處於一種穩定的狀態(Steady state)。例如，我們在陽光下曬日光浴，在很短的時間裡也許感覺陽光一直保持在某種狀態下，但事實上每一刻的陽光都不斷地消失，也不斷地補充，就像一個持續不斷的流水一般，在某一個定點上，我們總覺得水並沒有增多或減少，便誤以為一切沒有發生變化，而事實上只是變化無法被覺察而已。

我們所存在的世間，我們所覺知的任何一個時刻，其本質都在改變。某個局部的改變或許是為了維持整體的不變性，而某個局部的不變卻又是整體改變的結果。如果時間依附在改變之上，而且時間暫停果真發生在某一個剎那，在那個狀況下，或許才存在著某種「永恆」。不過「時間暫停」原本就是一個神秘且深奧的課題，起碼會遇到三個問題有待解決，一是時間暫停如何得知；二是暫停的時間如何重啟；三則得面對時間之流究竟是連續亦或是不連續的命題。

如前所述，時間是一種變化之流，其本質恰恰和永恆無關。永恆以其「不變」，相對於不斷在變化的我們(或現實)而產生了獨特的價值。也許正因為這一層依附，所以才會讓人把時間和永恆緊緊連繫在一起，又或者永恆正是對變化之流的一種反抗。回到現實生活，哲學家所關心的永恆，或許更貼近某種自然界運行的道理，像是中國道家的道或是儒家的天命，或是許多宗教的真理。而這種存在的理則，對於人類的渺小而言，或許稱得上是相對的永恆。那麼，我們有能力追尋相對的永恆嗎？

所謂的「相對的永恆」也許不過只是一場遊戲，也許只有變化的本身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永恆，但是無論何者，永恆若不是正在發生，就只能成為一種想像。如果我們企圖在變化之流中尋覓永恆的足跡，只能成為痴人說夢的故事，因為在追尋的那個當下，變化的時鐘就已開始運轉，永恆既不復存在，將重蹈夸父追日的後塵。

此時此刻，每當我們起心動念，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我們都在變化之流裡，此刻或許可以停下我們的腳步，像「靜止的流水」一般(註二)，保持在某個穩定狀況下。當然，這並非表示如果你的戀人對你說「他的愛將永恆不渝」是一種謊言。我們能夠了解，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指他的愛將永遠和此刻一模一樣，而是相對於不斷在變化的長遠時間之流，他對你的愛將保持在某種穩定的狀態之下。從年少的激情到年老的溫馨，或許他對你的愛本質早已產生某種程度上的改變，但這種承諾的本身，不也是一種美麗嗎？我們又何苦追尋不美麗的永恆，或是在意永恆是否是真正的永恆，而忽略了我們本身也是變化之流的一部份呢？

(註一)本句由《湖濱散記》精讀本中摘錄，因精讀本過於精讀，因此是否是梭羅本人原意，還得進一步查證。

(註二)〈戀曲一九八○〉：「你曾經對我說，你永遠愛著我，愛情這東西我明白，但永遠是什麼？」

(註三)〈靜止的流水〉是阿姜　查的一部著作，描述心念之流和無常有如流水不斷地改變，而靜止的流水則代表對流水的某個截面，看似一切靜止不動，事實上卻不斷地變化，籍此比喻佛法中的修行功夫。

記得在大學時代，曾經嚮往獨自一個人住在鄉村、海邊或山林，過著自食其力與世無爭的日子。當然，這個夢想一直沒有發生，直到最近才發覺，這個夢想早已被梭羅搶先一步實現了。

記得年少輕狂時，內心充滿熱情，希望能夠改變這個世界，就算是做發動戰爭這一類危險的事也在所不惜。當然，這個願望也一直沒有發生，直到最近才恍然大悟，這個願望早已被布魯諾實現了。

記得很小很小的時候，一直懷疑為什麼有我，如果沒有爸爸和媽媽，如果爸爸和媽媽沒有結婚，如果……那麼我在那裡？我又是誰？誰又是我？當然，這個問題也一直沒有找到答案，直到成為佛教徒才明白，那個答案早在那兒，只是自己不曾真正去尋找罷了。

昨天，藉著回清華大學還書的機會，在圖書館裡尋找梭羅。

其實圖書館裡關於梭羅的書不算多，外文書約莫數十本，雖然梭羅留下了超過兩百萬字的文稿，但真正產生巨大影響，同時也奠定梭羅歷史定位的，大概就是一本書《湖濱散記》和一篇文章〈論公民的不服從〉－－前者讓梭羅成為十九世紀美國最有名的散文家之一，並且和自然主義連繫在一起，後者則對印度聖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等人的社會運動產生實質的影響。當然，這裡並不是故意忽略了《種子的信仰》和其他的著作，畢竟這些書的影響是另外一個層面的事情。

如果真的要尋訪梭羅，光看書是不夠的，親自走一趟瓦爾登湖，過兩年湖濱歲月，或可稍稍親近一下其人其事。和先前尋訪的布魯諾相比，顯然簡單得多(想想，得在地牢裡關個八年，最後被火燒死)。不過對我而言，要做到這樣還是太過於奢侈。所以還是單純地看看書，遙想一下其人其事就好。

在近代哲學思潮中，梭羅的確足以成為一個典範人物，無論是身為一個自然主義思潮的實踐者，或是不合作運動思潮的先行者，他對後世的影響，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和許多哲學家不同，梭羅以行動活出了自己的哲學，只可惜他活著的時候不願承擔「領導者」的角色，或者，也幸虧他活著的時候沒有承擔這樣的角色，才讓他的影響力得以如此純粹無染。

某個程度上，梭羅是個憤世嫉俗者，因此有人稱他為美國的第歐根尼(古希臘的憤世嫉俗者)。就這個立場，與布魯諾很像，自是我所欣賞的那一派(嚴格比較，這和譚嗣同這種內心充滿對社會正面期待的另一派先烈們，基本屬性上有所不同)。而和布魯諾的不同則在於，如果布魯諾是一種死的典範，那梭羅必然就是一種活的典範。

也許你會好奇，為何我把布魯諾和梭羅兩個人做比較，其實這只是我個人的好惡而已，而且恰恰好我最近正好在研究這兩個人。這兩個人都算得上是時代的先行者，雖然布魯諾的宇宙觀來自於奇怪的宗教信仰推論，沒有科學的證明，但結論有時卻準確得讓人吃驚。梭羅在這一點就比布魯諾好多了，他如實地觀察和紀錄，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素材(如《種子的信仰》一書)。不過他們都很喜愛大自然，這一點說不定會讓兩人相談甚歡(可惜這兩個人沒機會見面)。

現今的人們尋訪梭羅，某個程度上可能是對目前急迫的工商(或是資訊)社會的失落，企圖能夠回歸身心靈真正期盼的依止，那些我們做不到的，可以靠著梭羅的文字得到「救贖」。是的，閱讀梭羅是一種「救贖」，而這也是我喜歡梭羅的原因之一。如果〈論公民的不服從〉是文以載道的鏗鏘之作，那麼《湖濱散記》就是一帖淨化思緒的心靈良藥。文章原本就可以這麼寫，梭羅同時做到了。

身為一個憤世嫉俗者，有這兩位前輩，可說是十分慶幸，當然，如果想要以他們為典範自我期許，也可能會十分沈重。不過，既然憤世嫉俗，對這些社會的「典範」不屑一顧也無妨！不過就算如此，也許梭羅一這句話仍可以做為我們的參考：「我有權承擔的唯一職責，就是任何時候都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案：指「正義」）。」